六月在夏天又去了海边（三）

今天夏至。工作到下午四点，决定出门去海边。而且要去就去一个远的地方。早就听说波士顿的公交系统里包括渡船，以及东亚系有老师住在城东南的Hingham，每天坐船上下班（！）。决心要见识一下。四点出门，四点二十下地铁，四点四十到达市中心，走到海边的长码头（Long Wharf），发现有一班五点开往Hingham的渡船马上就要开了，跑几步刚好赶上。进船舱还没有一分钟，就有船员解缆，关舱门，掉转船头，从挨挨挤挤的船坞里退出来，驶向开阔的海面。

波士顿的水上交通系统如上图。我今天走的是从左上角的长码头，先往东停一站Hull Island，然后折而向南，到达Hingham 船坞，大约四十分钟在水上。

人在海上的时候，哪怕只有很短暂的时间，都觉得陆地上的事情远了。船经过无数个小岛，岛上的白色灯塔已经隐没在浓密的树冠里，大概就是某次航班降落时看到的海里一闪一闪的红光所在。背对船头，太阳在西，城市沐浴在光线里，渐渐不清晰。云彩低低掠过，海像是比天要大而深。

想着这次没能带爸爸妈妈坐一次船，有点遗憾。大概几个小时之后，我妹会在旧金山那边，看加州海岸太平洋上的日落。

回程决定乘公交车再换地铁。经过一个一个平静的小镇街景，可以望见海那边波士顿楼群清晰的天际线，直到火车钻进地下，重新接近城市心脏。到家前（太阳还没有落），买了一个甜瓜味冻酸奶，上面放新鲜芒果和糯米糍。

又是一年。总是夏天才至，白昼便慢慢消减。

沙穰，青山

1.

「妳在沙穰住多久了？」 男孩問白髮蒼蒼的圓臉老奶奶。
「七十六年。」老奶奶不假思索地說。
「那妳能不能說說，過去和現在相比有甚麼不同？」
「哎呀，我要說起來的話，可要花掉好幾頁紙。」圓臉老奶奶推推眼鏡，沖旁邊的另一位個子更瘦小的老奶奶笑著說。
「那好吧，」男孩想了想，「我們換一個問題。妳最喜歡的高中體育活動是什麼？」
「我們那會兒可沒有你們那麼多有組織的體育活動 (Organized recreational sports)！也沒有家長開車送我們去這兒、去那兒的。」圓臉老奶奶說，「媽媽總是讓我們週六出門去瘋玩一整天，只要晚飯前回來就行。」
「那會兒的人們更獨立，不依靠技術」男孩總結道。

「⋯⋯溜冰、滑雪、游泳、爬山，我們經常走到對面的駝鹿山 (Moose Hill) 那邊，就靠兩隻腳，──我們那會兒多能走！」圓臉老奶奶話匣子打開了，有點興奮，轉頭指指我，對瘦小老奶奶說：「說到駝鹿山，她就是來找關於駝鹿山上那個療養院的資料的。以前有一個中國女生，來美國上學，得了肺結核，曾經在那兒養過病⋯⋯」
「是嗎，有這回事！」瘦小老奶奶很吃驚。
「是啊，我給她看我們編的明信片資料了，我跟她說，我當時經常看見病人們坐在陽台上曬太陽。你知道，他們說那可以治病。」

男孩見話題岔開，有點不耐煩。「我們聊聊家裡的寵物吧。妳們家裡養過狗嗎？」
「養過，」圓臉老奶奶對男孩說。「我每天早上騎著自行車去拿報紙，到門口叫一聲，牠就會跳起來，跟我一起去⋯⋯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叫牠，牠再沒有答應⋯⋯」

「哦，天哪，那一定難過極了。」瘦小老奶奶和男孩一齊說。

2.

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從去過威爾斯利學院之後，我就一心想著到冰心養過病的沙穰療養院 (Sharon Sanatorium) 看看。沙穰在波士頓與普羅維登斯之間的鐵路線上，青山 (Blue Hills) 之南，火車單程大概要半個小時。和我之前去過的小鎮相比，這裡週末更加安靜，週六下午，鎮中心連一個開門的咖啡館都沒有。鎮歷史學會 (Sharon Historical Society) 倒是開門，想不如去探訪一下療養院的下落。

一進門說明來意，圓臉老奶奶便讓我先看一本新出版的舊明信片集，裡面有一張療養院（當地人嫌Sanatorium太難唸，乾脆把它簡稱為「the San」）的圖片。原來它始建於1891年，1947年停業。冰心當時入院，是在1923年的聖誕節前：

「昏昏沉沉的過了兩日，十五早起，看見遍地是雪，空中猶自飛舞，湖上凝陰，意態清絕 。我肅然倚窗無語，對著慰冰純潔的餞筵，竟麻木不知感謝。下午一乘輕車，幾位師長帶著 心灰意懶的我，雪中馳過深林，上了青山 (The Blue Hills) ，到了沙穰療養院。⋯⋯ 

「如今窗外不是湖了，是四圍山色之中，叢密的松林，將這座樓圈將起來。清絕靜絕，除 了一天幾次火車來往，一道很濃的白煙從兩重山色中串過，隱隱的聽見輪聲之外，輕易沒有 什麼聲息。單弱的我，拚著頹然的在此住下了！」 

（《寄小讀者》，1923.12.23）

瘦小老奶奶又給我找出另一本書，「我們的紅皮書」，是沙穰鎮歷史學會自己編輯出版的地方史料集，裡面專門有一篇寫療養院的文章。原來駝鹿山是波士頓與普羅維登斯之間海拔最高的一片地方，空氣清新，長期以來被認為是肺病病人康復的最佳環境。書中還收集了一些老照片，其中一張最為驚人的，是病人們在嚴冬圍著大毛氈曬太陽：

「這裡的女孩子，只低頭刺繡。靜極的時候， 連針穿過布帛的聲音都可以聽見。我有時也繡著玩，但不以此為日課；我看點書，寫點字，或是倚闌看村裡的小孩子，在遠處林外溜冰，或推小雪車。有一天靜極忽發奇想，想買幾掛大炮仗來放放，震一震這寂寂的深山，叫它發空前的迴響。⋯⋯ 

「每天臥在床上，看護把我從屋裡推出廊外的時候，我仰視著她，心裡就當她是我的乳母，這床是我的搖籃。⋯⋯ 

「『一天還應在山上走幾里路』，這句話從滑稽式的醫士口中道出的時候，我不知應如何的歡呼讚美他！⋯⋯ 

「山前是一層層的大山地，爽闊空曠，無邊無限的滿地朝陽。層場的盡處，就是一個大冰湖，環以小山高樹，是此間小朋友們溜冰處。⋯⋯」 

（《寄小讀者》，1924.1.15）

在我將照片翻拍下來的過程中，男孩還在和兩位老奶奶拉家常。也許我也不盡是想到沙穰來尋求故國文人的舊跡；不知不覺間，我似乎能從冰心的記述裏，照見二十世紀前半葉美國東北部一個小鎮上的童年情景。年復一年，到駝鹿山裏溜冰嬉戲的小夥伴們，不會知道有過一位中國病人，曾在叢林間長久地凝望，然後將他們推著雪車跑過的背影，在另一種語言裏點化成真純「童年」的理想型。

3.

在紅封皮的沙穰地方歷史資料裏，還提到曾主持療養院幾十年的一位醫師，沃爾特·格裏芬 (Walter Alden Griffin) 大夫。格裏芬大夫1900年畢業於哈佛醫學院，在波士頓短暫實習之後，受邀到沙穰成為療養院的主治醫師，並開啓私人醫館。那正好是美國醫師專業教育門檻逐步提高的年代──曾經以看護及宗教精神為主體的療養院，在世紀之交也需要請一位受過專門高等教育的醫師來坐鎮。而在二戰後，抗生素成為對抗肺結核的主要療法，新鮮空氣和休養的價值逐漸下降，沙穰療養院也在1947年關門。格裏芬大夫留在沙穰，繼續行醫，活到了一百零三歲。在他一百歲那年，沙穰全鎮人民給他過了一個盛大的生日，所有當年由他接生的居民，不論老少，都來到他面前祝壽。其中最特殊的，是一位名叫海倫的姑娘，她在格裏芬醫生中年時，成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一直陪伴他到1976年去世為止。

今年86歲的瘦小老奶奶回憶道，格裏芬大夫一直是沙穰鎮高中的主治大夫，平時清閒時，喜歡在家裡後院劈柴。學校裏還有一個護士，碰到處理不了的情況時，就會派人去叫格裏芬大夫。她在紅皮書裡，給我找出一張醫生溫文可親的照片：

沙穰的另一個年代更加久遠的英雄，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女扮男裝的戰士Deborah Sampson。她在卸下戎裝之後，結婚成家，終老在沙穰。鎮歷史學會小小的陳列室裏，還有她孫輩捐贈的碗櫃和暖腳爐。這些器物，連同格裏芬大夫的手術箱、鎮上其他人家捐贈的舊牛奶瓶、銀餐具、還有一米多長的劍旗魚骨骼一起，安靜地比鄰而處──這給人一種錯覺，好似人的生命比器物短暫。然而每一寸無聲的器物，正不知見證過多少寸刻骨的相思。


4.

男孩繼續問：「妳最喜歡的中學老師是誰？」
兩位老奶奶面面相覷。想了好一會兒，圓臉老奶奶說，「我能說是我自己麼？我也曾經是個老師嘛。」
「不行。」男孩想了想，「要不這麼問，妳最討厭的中學老師是誰？」
「這可不成，」兩位老奶奶齊聲說，「你怎麼能問別人這麼負面的問題！」

我慢慢聽明白，男孩是在準備學校佈置的「地方調查」作業，在找兩位老人商量問卷的內容，並不是認真地在採訪她們。男孩所能想到的問題，在一個歷史學家看來，顯然犯了「以己度人」的錯誤，問的都是體育啦、老師啦、寵物啦，這些十幾歲男孩會關心的問題。我一邊聽一邊想，你為什麼不問問她們後來的人生？但她們顯然毫不介意，用心回憶自己幾十年前的瑣事。在這樣的閒言細語裏，那些封存在過去的青春記憶，就一件一件地被點檢過來，與眼前正在發生的、男孩的年輕視野相比，竟然毫不遜色。

也許在歷史研究裏，我們過於用力地要將過去的歸於過去，也是一種與他者隔絕的殘忍罷。而人生中的大多數時刻，我們溫習過去，是為了響應「今天」年輕新鮮的召喚。如果拒絕接受這種講述的價值，就會像Middlemarch裡描寫的，多蘿西亞在充滿古蹟的羅馬和卡索邦先生書房裡，感到接近於絕望的窒息。

向兩位老人告辭後，我穿過沙穰的居民區，步行到南邊的大湖 (Lake Massapoag) 。湖上有兩個男人在釣魚，夕陽西照，水面上泛起氤氳的霧氣。湖畔秋樹如花，一棵兩三人合抱的山毛櫸樹幹上，刻著兩個名字的縮寫：「L.R.」與「P.N.」。

莫非是當年，也許就是格裏芬大夫曾經給接種過疫苗的兩個孩子，以刻字的方式許下誓言？

但秋光如此美好。印記雖在，鴻飛那復計東西。

续地图故事之一_Charlestown

时隔年余，我又开始在波士顿周边地区游走了。不过从今往后，也许都会是两个人。

查尔斯河从西向东流入海，入海口的右岸是波士顿，左岸便是查尔斯镇(Charlestown)。在河上游的后湾(Back Bay)一带还是泽国的时候，住在Cambridge的哈佛师生都要乘马向东，进入查镇的领地到达海边，再搭船前往波士顿。查镇比较靠近Cambridge的一大部分在十九世纪独立出来，变成今天的夏村（Somerville）。查镇南临查尔斯河口，北接另一条重要水道神秘河(Mystic River)，原是十七世纪初清教徒定居者先选定的住址，后因河南岸水源更丰足，才有了后来的波士顿。

上个星期天，我们骑车到查镇，爬上了邦克山纪念碑（Bunker Hill Monument），经过周围民居，就像穿行在那幅被我横看竖看了很久的地图一角：

图中最左边的那座桥仍在使用，每天无数旅游者沿着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从波士顿的北区(North End)走到查镇邦克山，追思独立战争初期的关键一役。当时北美殖民地民兵在这里阻击数倍于己的职业英国军人，弹尽粮绝后撤退至Cambridge，指挥官约瑟-沃伦(Joseph Warren)阵亡。而将近三年前我曾经无聊考证出来的第二座桥就以沃伦命名(Warren Bridge)，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改建成了一道水坝。现在竞选麻省参议员的Elizabeth Warren是不是他家后人？

查镇的建筑风格颇像灯塔山而更加亲切。十九世纪以来，这里曾经是爱尔兰移民聚居地，近年来逐渐复归中产社区。旧明信片里，人们都从河对岸望向查镇，看纪念碑还有漂亮的市政厅。如今九十三号公路从原本的市政厅广场上空横亘过河，查镇也变成了波士顿所属的一个城区。对照旧地图，中心地带的街道格局还依稀可辨。

后来我们沿着自由之路走回到波士顿北区，已经是正午，每一家意大利人开的饭馆都在放送足球比赛。四年来都没有涉足的地方又少了一个。

Excursion III Haverhill

终于等来一个大晴天。尽管手上还有一堆事，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出门。

目的地是早就想好的Haverhill——另一条郊区火车线路的终点，波士顿东北方，离麻省和New Hampshire州界只有几公里。除了继续收集波士顿周边火车可及的去处（现在大概只剩下两三条线路没有走过了），也有想再看看梅里马克河(Merrimack River)的念头。这条河从New Hampshire发源，向南流到麻省境内，在Lowell拐而向东，经过Haverhill，从Newburyport入海。去过了另两个地方，再到Haverhill，就觉得俯仰上下游都是知道的地方，如同旧友重逢一般。

Haverhill曾经是轻工业重镇，主要生产鞋和帽子。沿河的商业街两旁还多是十九世纪的红砖厂房，如今没落下来，但街头巷尾还有种种关于鞋子和帽子的纪念物、旧广告、颜色夸张稚拙的雕塑：

于是便想像菲茨杰拉德小说里的主人公穿戴着H镇出品的鞋帽，楚楚动人的样子。

周末街头车来车往，却极少行人，走在Main Street上也如此，像是没有壳的寄居蟹踽踽而行。于是放弃了步行两英里到附近的一个公园看湖的计划，走进一家小店，要了朴实的煎蛋培根三明治，配上店里自制的炸薯条，吃完浑身暖和。老板笑眯眯地和客人们聊天，不到三点钟就把店门关了。

再往前追溯，H镇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前，一直处于印第安人与欧洲移民定居点的边界，掠地杀人是常有的事。于是便有了Hannah Duston的故事。1697年三月，Abenaki族印第安人洗劫H镇，将汉娜的婴孩杀死，并将她劫走，沿Merrimack河北上。在一次岛上的宿营之夜，汉娜与其他被劫持的白人偷来利斧，向睡着的印第安人砍去，共手刃十人，并割下头皮，然后乘独木舟逃回，受到殖民政府的褒奖。

据说汉娜是第一个有人为之立铜像纪念的美国妇女。这故事看得我毛骨悚然。

临走前在旧货店里买了一枚雕有橡树叶橡树果的硬木盘子。小店门面不大，但有纵深，架子上摆的都是本地人卖掉的旧瓷器、旧衣裳、旧唱片，还有旧相册。很好的木摇椅只卖二十多块钱。

喜欢坐火车大概不过是因为比开车便宜而且省力，路上还可以闲看风景。风景也确实很好，林间落叶缤纷，潭水深静，日光斜斜照下来，一个小站过去，又是一片月台。快到波士顿的时候，天色已经要暗下来了。回忆里很多相似的瞬间，已经分不太清到底是何时何地，但一坐进车厢便活色生香起来。

但为什么要如此费劲地跑到没有什么可玩的小镇去－－连镇上唯一的博物馆都淡季关门了－－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也许只是想要一次又一次地出发再回归；也许想象身边的空座位上坐着另一个人，于是他／她便在了。

波士顿地图故事6：天空之城（下）

3.

Louis Prang (1824-1909)

普朗和巴赫曼的人生，有諸多相似之處。都講德語，都是優秀的石印工匠，也都在七月王朝統治下的巴黎混跡過，經歷了1848年席捲歐洲的腥風血雨之後，遠渡新大陸。

然而巴赫曼在紐約下船，普朗在波士頓下船。兩條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就此慢慢展開。

1856年。巴赫曼在紐約曼哈頓上空畫下一艘想像中的飛艇；普朗在波士頓跟人合夥成立了公司，專門生產新英格蘭各處的城鎮風景畫，四年後買斷了公司的所有權，並且藉著內戰戰場地圖的熱賣，攢下了第一桶金。

1864年。巴赫曼携家帶口，輾轉於新澤西的幾個臨時住處之間；普朗又一次橫渡大西洋，回到德國去學習歐洲最先進的套色印刷技術帶回美國，用於商業廣告。

1873年。普朗開始在英國市場上發賣自己公司生產的聖誕卡片，大獲成功之後，次年在美國國內市場上推廣。普朗也因此被人稱為“聖誕卡片之父”。他還慷慨地為藝術教育投資，直到今天，波士頓美術館附近還能找到一條以普朗命名的路。

1894年。80歲的老巴赫曼出席了兒子的婚禮，並且根據當地德文小報的記載，跟合唱團一起“用歌聲向這對新人致以祝福”。他的名字沒有再出現在1895年的城市指南上。沒有死亡記錄留存下來，也無從知道他被埋葬在哪裡。他留在人間的最後一幅未完成的作品，是海水環抱的哈瓦那。

1897年。普朗成功地兼併了另一家公司，把工廠遷往麻省西南的Springfield。

1909年，普朗在洛杉磯度假時去世，享年85歲。波士頓公共圖書館收藏了他生前的許多檔案，以及歷年來暢銷的聖誕卡。這裡是一個網上展覽，其印刷之精美可見一斑。

4.

回到那幅1877年的波士頓鳥瞰圖。

波士頓 (1877)

全圖採用五種顏色套印而成。以我所能辨別出來的，有天空的淡灰色、雲朵的深灰色、街道的土黃色、屋頂的磚紅色、以及草坪的深綠色。其餘水面的光亮、建築物的白牆、船隻的帆、甚至火車噴發的煙霧，大概無不是精巧設計出來的留白。畫面取景、構思，都可以看出來巴赫曼個人風格的印記，但技巧比早年作品更加純熟、穩重、不著痕跡。普朗公司精湛的套色印刷技術，使得畫面每一個細節都盡得起琢磨。

我第一次見到這幅圖，是一年前的深秋，學校書店架上的明信片。從那時起，就著迷一般地端詳它，解讀它，和現實中所見的城市進行比對，算來也耗費了不少心血和文字在上面。每每在學業上感到力不從心的時候，就翻出它來解悶，試圖發現新的線索。

而它也從來沒讓我失望過。

這個秋天，在一個專賣地圖和旅遊書的小書店裡，發現可以訂購它的印刷版，價錢並不貴，當即下了訂單。現在它就掛在我的牆上，一轉眼就能看到。真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我不知道這個系列還會不會繼續寫下去。如果說之前寫的都是從地圖中讀出來的故事，那麼這次可以算是地圖自己的故事吧。在現實生活裡，我想我會更熱愛巴赫曼這樣的人；但如果沒有普朗，這幅圖也不能成就它今天的樣子。也許我根本無緣得見。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無數次地從天空俯瞰這座城市。清晨、正午、黃昏、黑夜；兩個人，或更多的時候，是另一個人在航程盡頭等著我。我見到過層林盡染的秋色，也沖破過暴雨傾盆的雲垛；我在大雪落下之前離開，下一次回去只怕已有枝頭新綠。每一次起飛或著陸，飛機都會繞一個彎，从海岸線上低低飛過，可以看清楚查爾斯河入海的河口，以及星星落落的島嶼。大西洋海水像緞面一樣平靜。這一切應該都是巴赫曼想見而未能親見的景象吧。

對於即將到來的新年，沒有很多切實的決心要記下來。更能夠確定的，是一種直覺層面的期許。

拭目以待吧。我和你們一起。

波士顿地图故事6：天空之城（上）

1.

故事的起頭，是在1849年的紐約。

橫跨大西洋的客船裡，擠滿了對歐洲政局失去信心，到新大陸來尋生計的年輕人。35歲的瑞士人約翰 · 巴赫曼 (John Bachmann)大概也懷有同樣的想法。他已經在巴黎闖蕩將近十年，從學徒做起，學習石版印刷術 (lithography)，用纖細的筆觸描摹城鎮風景，卻遲遲不能自立門戶，只能給更有勢力的出版商打打短工。紐約將給他帶來前所未有的好運氣。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美國，鳥瞰圖 (bird's eye view) 的出現給人們帶來全新的視覺感受。傳統的全景圖 (panoramic view) 總是根據地面上的觀察者實際看到的景象描繪而成，但鳥瞰圖則需要準備水平視角的草稿，再從某個想像中的高度，用幾何變換重構畫面。好的石刻工匠，能夠找到最恰當的角度來呈現一座城市最迷人的側面，並且用精準的線條，讓近景隨視線伸展，最自然地過渡到遠景。

巴赫曼在紐約安頓下來之後，當即著手描繪這座生氣勃勃的海港城市。不出兩年，他的鳥瞰圖便風靡東海岸：人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精美的石印手藝。起初，他的構圖仍遵循較為簡單的對稱視點，例如下面的兩幅紐約(1849)和波士頓(1850):

紐約（1849）

波士頓（1850）

這兩幅作品的共同特點，是都從城市中心綠地出發（紐約的Union Park，波士頓的Boston Commons），視角向水邊延伸（紐約是向南，波士頓是向北）。

然而1851年的另外兩幅作品，紐約和新奧爾良，則選取了截然不同的構圖方式：

紐約（1851）

新奧爾良（1851）

假想的觀察視角在天空中飛得更高；與此同時，畫面的中心亦發生側轉，把熙熙攘攘的河道放在近處（哈德遜河、密西西比河），淡化了公園和中心建築物的重要性。汽船拖著長長的煙尾駛過，好像能聽到悠長的鳴笛，又引人遐想它們從哪裡來、又載著甚麼樣的貨物要到哪裡去。據說倘若細看，甚至連每艘船的名字都清晰可見呢。

2.

巴赫曼的作品迅速傳遍大西洋兩岸，他的名字也就這樣永遠和紐約城連結在一起。然而他卻並沒有把這座城市當作自己的家，而是四處漫遊寫生，足跡遍及尼亞加拉瀑布、路易斯安那、甚至今天的哈瓦那，最後把家安在了跟紐約城一水之隔的新澤西－－那是當時德國移民聚居的地方。他幾乎沒有在紐約的公眾生活中留下任何印記。根據1870年的一條人口普查記錄：約翰 · 巴赫曼，鰥夫，56歲，石印工匠；長子約翰，16歲，石印工坊學徒；次女愛瑪，13歲，“幫忙整理家務”；以及兩個更小的孩子。從1871年到1878年，他們過著動蕩不安的生活，在八個街區的範圍內，連續搬過四次家。

在此期間，巴赫曼繼續創作以城市風景為主題的石版畫。美國內戰期間，他臨摹戰場圖景，從弗吉尼亞到佛羅里達；他目睹並描繪了紐約中央公園的誕生。在下面這幅1860年的冬景圖裡，我們已經很難分清幻想與現實景物的邊界：整個城市籠罩在柔和的光線裡，模糊了建築物的棱角；冰面上嬉戲的人群與自上而下的視角，讓人想起老Bruegel的冬獵圖。他甚至會在一些作品裡開玩笑，在天空中畫上一隻想像中的熱氣球，甚至怪模怪樣的飛艇。畫了一輩子鳥瞰圖的巴赫曼，大概經常想像自己有朝一日能真的飛上天空吧。

紐約，中央公園（1860）

紐約 (1854)，局部

1877年，63歲的老巴赫曼已經把大部分技藝傳給兒子，自己則偶爾繼續創作，並且逐漸迷上了新生事物－－攝影。這一年，他完成了人生中最後一幅重要的石版作品：時隔27年之後，再一次把目光轉向波士頓。與他合作的出版商，是同樣講德語的歐洲移民，53歲的路易 · 普朗 (Louis Prang)。

缅因海岸

昨天从中午工作到傍晚，回家吃了饭，又冒着大雨出门去看电影。街上一群一群撑着伞的年轻人走过，看看就让人开心。而且，拥有一双雨靴彻底改变了我的境遇！以后这种天气，真的大可不必闷在家里。

今天一早天便放晴。七点多醒，八点下地铁，八点五十分已经坐在开往缅因州的火车上。越往东北开，阳光下的树林便呈现愈发丰富的颜色，在连日的阴霾之后，实在是大畅心怀。

小狮子表示很喜欢晒太阳。

先到了Old Orchard Beach。度假季节已过，海滨游乐场在两星期前刚刚关门，码头商铺一片寂静。海滩上人和狗都寥寥，不过走近看，竟然还有冲浪的。

给hb打电话，芝加哥暴雨。逡巡一圈，其实只为了看看海，空阔的天际线。中午在旁边小店吃clam chowder到饱。这里的龙虾卷很便宜，不过一个人实在吃不动。

然后乘下一班火车，到比邻的小镇Saco；这里是Saco River入海的地方，由于地势居高，形成一道小瀑布，十九世纪初的纺织工厂就借着这天然的能源起家。镇上的很多建筑都保存完好，另有一博物馆，原名York Institute，就是当时最大的商家出资筹建。现在正展出Winslow Homer的版画插图，还有一小型展览介绍当地历史，尤其当年农家女在工厂的寄宿生活等等，用心极细致。看到十八世纪手工绣的户口登记簿、商船航行日志、印第安人祈祷用的经文原件，还有很多女工家书。其中有一封说：亲爱的妈妈，听说家里最会下蛋的那只母鸡死了，我非常难过。随信附上我的一部分工资，希望能用来买一只新鸡。

近处的红色建筑是city hall。

沿Main Street走回火车站，照例找寻路边冰淇淋店，坐下吃了一种太妃糖－苹果味的。日脚西斜，有摇椅，有和善的大狗，教堂门口有招呼大家一起来吃烤猪肉的告示⋯⋯

回程火车上，抱着本雅明的书，睡熟过去。再睁眼已近波士顿；地铁站里人山人海－－今晚棒球比赛。

波士顿地图故事5：向海，或向河？

來到波士頓將近兩年，仍然對名義上的城市中心(downtown)印象模糊。從查爾斯河上游向對岸望去，它是隱藏在燈塔山後面的遙遠陰影；大半年來幾乎從未涉足Boston Commons以東以北的區域。再加上對於新市政廳和政府中心(Government Center)的建築風格實在難以習慣，以至於有意無意間總是繞道而行；就連名聲響亮的Freedom Trail，都從未堅持走完哪怕一半──無非是那些獨立戰爭的遺跡吧。比這更有趣的地方太多了。

Government Center前面的廣場。

昨天陪爸爸進城遊玩，從長碼頭(Long Wharf)乘船出海。天氣反常地冷，六月中氣溫不過十幾度；密雲欲雨，偌大的一艘遊輪上，只有我們兩個。負責講解的老爺爺索性和我們一起坐在船頭甲板上，隨手指點沿途景物，說起周圍島嶼的名稱來歷、港口船塢的興衰往事，都如數家珍。Logan機場就在左舷不遠處，起降的飛機不時轟鳴掠過；右舷方向是南波士頓(South Boston)的天際線，以及廢棄已久的炮樓和工廠。這些都是填海填出來的陸地，自十八世紀起從南北兩端向中間合圍，只留下一道窄窄的開口。 我頭一次如此接近真正的大西洋。天光開處，海天相連，從這裡出去，五千公里之外，便是葡萄牙國境。

四百年來波士頓海岸線變遷，淺色的部份都是填海出來的

（出處：James Tobin, The Great Projects)

我們掉轉船頭回航，迎面望見downtown那並算不上壯觀的樓群，如同一個身量未足的巨人面向港灣張開雙臂。我忽然有些明白它們存在的邏輯。從海上所見的波士頓，和另一側河上的風貌迥異；她原是如羅馬神話中的門神雅努斯(Janus)一般，有決然相反的兩張面容。朝海的東岸更古老些，從十七世紀的小漁港，到十九世紀遠洋貿易的興旺船塢，演變為今天高樓林立的商業區。與此相聯繫的政治權力也幾乎未曾變換過位置：市政廳幾易其址，終究還是離碼頭近在咫尺。

跟我之前看的那張西岸圖成為一對的東岸碼頭詳圖。

日期為1873年，比西岸那張還早4年。

而面朝查爾斯河的西岸，一開始並不惹人注目。Boston Commons本是牛群游弋的牧場，地勢較高的燈塔山相當於居民舒適的後院， 到了十九世紀，麻省理工學院和波士頓大學依河而建，把原本孤懸於河道上游的哈佛與城市更緊密地連結起來。世紀之交，後灣被整飭一新，美術館、音樂廳、圖書館相繼移往今天的位置，麻省總院和哈佛下屬的一系列醫院成為醫學科學化的橋頭堡。從那時起，波士頓逐漸以其文化、醫療、教育產業而為人所知，商業港口的地位卻日薄西山。世易時移－－西岸壓倒了東岸。

1842年波士頓地圖。可以看出東岸比西岸要繁華熱鬧麼。

這只是我的猜想，它讓我開始用不同的眼光來觀察周圍事物。我們回到岸上，穿過喧鬧的Quincy Market，迎面便是新市政廳的水泥外牆。這座時運不濟的建築，不知被多少波士頓人咬牙痛恨；無數藝術家曾經試圖馴服它粗野生硬的氣場，馬友友的音樂花園提案也功敗垂成。我卻有點開始同情它，這個城市不開心的丑孩子，固執地守在戰後蕭條的東岸，決意要和西岸那些靡麗的建築樣式劃清界線。不要過分責怪那個時代。為何不在這裡停留片刻，摩挲混凝土立面之下，那麼多鬱結不去的情緒。

爸爸照虛了的一張照片，我很喜歡。。

波士顿地图故事4：规训与惩罚（完）

R老師很喜歡的一個說法是，醫院是反映整體社會變遷的小宇宙(microcosm)。因此把美國東岸幾個大城市的醫療組織研究透徹之後，也就能描摹出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轉變的大致脈絡。

人的一生何其短，社會機構及其所寓身的建築的生涯卻往往綿長。研究醫療社會史的學者，走進醫院積滿塵埃的檔案庫，從成千上萬的病歷中，試圖確定究竟在何時，測量體溫、抽取血樣開始成為每個住院病人都會經歷的診療體驗；又從何時開始，用水銀治療梅毒、放血、催吐劑這些令後人乍舌的療法，真正從臨床治療中消失了蹤影。這樣的研究令人欽佩，卻並不那麼容易討好。如何能一面處理大量的史料，一面不失對細節的興趣和個體經驗的同情，是每個叫嚷著對社會史感興趣的後輩都必須認真面對的難題。

查爾斯街監獄到了二十世紀，已經年久失修，惹來不少爭議。1972年，有囚犯聯名上訴監獄管理方，指稱這裡的牢房“過時、惡心、危險、過於擁擠、令人沮喪”；受理此案的法官W. Arthur Garrity為了考察事情，居然自己匿名進去住了一晚上，出來後判決從此不許再把多名犯人關在一間牢房裡，並且限期整改翻修。一百多年來，越獄事件也接連不斷。隔壁的麻省總院，就曾有醫生眼睜睜看見光天化日之下，有犯人翻過高牆試圖逃跑；二十世紀初，波士頓黑幫還曾鋸斷沈重的鐵門鋼條試圖幫助同伙越獄。1991年，不斷擴張的麻省總院終於出16萬美元買下了鄰居的地盤，政府同意將犯人移往他處看管。又幾經周折之後，當年的監獄竟然在2007年以“自由酒店”(Liberty Hotel)的招牌開業迎賓，這座建築的獨特來歷反而抬高了它的身價。從地鐵紅線Charles/MGH站台上就可以看到它，實在是難以想像它在二十年前還關滿了囚犯。

如今的“自由酒店”，去海邊那天回來路上拍的

十九世紀比鄰而居的模範醫院和模範監獄，為甚麼一百多年之後卻變成令人不安的社會隱患，必欲把它們分開而後快？杜懷特牧師一生堅信，理想的醫院與監獄同樣凝聚著基督教文明社會的慈善精神，用無償的愛與感化去拯救病人的身體和罪人的靈魂。然而在福柯筆下，那是一個懲罰由酷刑轉向規訓的時代，一個試圖把所有社會邊緣分子通過有計劃的治療與改造加以管理和監控的時代。因此假如福柯看到它們一起出現在1873年的地圖上，估計一點兒都不會感到奇怪。

像福柯的幾乎每本著作一樣，歷史學家們一頭抱怨他在《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一書中對史料的運用不夠老實，一邊跟著他的思路找題目做研究，以致於1975年以來，對機構史進行話語與權力結構的分析一時成為顯學。我並沒有想做這方面的研究，可竟然讀地圖的時候都會不小心碰見，也算是機緣湊巧，因此忍不住淺嘗輒止地看了一些文獻，寫了以上這些囉唆的話。是時候到別處去轉轉了。

波士顿地图故事4：规训与惩罚（接上文）

1848年，也就是沃伦在麻省总院施行麻醉手术两年后，一座形如横躺十字架的建筑在医院南侧的水果街(Fruit St)对面破土动工。巨大的灰色花岗岩从昆西区(Quincy)一带被开采出来，由美国最古老的铁路运到河口，再绕道海路由码头运抵波士顿城里，砌成新建筑厚重的外墙。

建筑师格里德利 布赖恩(Gridley J. F. Bryant, 1816-1899)在波士顿到处用花岗岩盖楼，当时一定没少被人说闲话。直到1990年代还有小报记者略带讥诮地提醒读者，要知道花岗岩运输铁路和昆西区渡口的大股东，可就是建筑师的父亲老格里德利本人啊。

“花岗岩铁路”(the granite railway)

这座建筑将成为波士顿所在的萨浮郡(Suffolk County)管辖下的新监狱，自兴建伊始就受到万众瞩目。原来在十九世纪初，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恃以驰名欧陆诸国的成就，首屈一指的竟然是倡导人道主义与新式管理的监狱营造之学。邊沁(Jeremy Bentham)于十八世纪末提出的圆形监狱设想(panopticon)未能在本土实现，却被锐意改革的贵格教徒(Quakers)带到新大陆，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中心，兴建起一座座“模范监狱”，以致于托克维尔、狄更斯之流到美国访问时，都惊叹不已。所谓“宾州派”的监狱设计从贵格教义出发，强调独居隔离促使罪人悔过；而纽约州后起的"奥本派" (Auburn plan)则允许犯人在白天进行集体劳动，晚上各自回到狭小的牢房。波士顿的新监狱正是承继了奥本派的理念，并试图在建筑设计上大幅改良的集大成之作；破土动工之后第二年，它的设计图就在英国建筑界刊物上发表，这对于美国本土建筑而言，可算是史无前例的优遇了。

"宾州派"监狱的代表作，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

在年轻的建筑师布莱恩之外，查尔斯街监狱的另一个核心策划人，是在美国首倡“感化运动”(penitentiary movement)的牧师路易 杜怀特(Rev. Louis Dwight, 1793-1854)。杜怀特一生所致力的事业，即是呼吁用隔离看管取代对犯人的肉体惩罚，以及兴建新式机构，让罪犯得以在严格的监督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因此查尔斯街监狱的设计，无处不透露出杜怀特将道德感化与监管圈禁融为一体的苦心。建筑总体取法于十字架形的教堂，管理人员居于正中；三个侧翼的设计方便通风，又可以用于将不同危险程度的犯人分开管理。每一间狭长的牢房都开有窗子，隔一条走廊就可透过外墙上的大玻璃窗看到墙外熙熙攘攘的城市，牢房里甚至安装了最新式的煤气灯，方便犯人阅读。按照杜怀特的设想，旧式监狱里糟糕的人道状况非但亟需改革，而且要把新监狱建在城市里最显要的位置之一，以此警戒来往人等，不要犯下逾越道德界限的罪过。

查尔斯街监狱设计平面图。黑色的小格子是牢房。

1789年，愤怒的巴黎群众攻占巴士底狱时，里面空落落地只有七个罪犯。地球另一端的大清帝国治下，囚牢也只是犯人待审或待罪的暂住地，待发落定刑随即转移。在中心闹市近旁，用漫长的圈禁将大批罪人与人世隔开，是启蒙时代人道主义思潮发明出来的新产物。与公开示众的酷刑或海角天涯的放逐相比，这样一种藉由规训而施行惩罚的体制，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1851年，查尔斯街监狱落成，吸引了远至俄亥俄的社会名流前来参观，并纷纷把相同的设计推广到美国各地。直到十九世纪末，布莱恩的工作室都生意兴隆，相似的建筑最远可在西海岸的俄勒冈找到。虽然在内战的冲击之后，杜怀特所倡导的感化运动风头不再，但查尔斯河畔的这座模范监狱之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的想像。

监狱外观效果图。

（继续待续。。）

波士顿地图故事4：规训与惩罚（待续）

（这篇从去年年底开始写，一直拖到现在，而且还要待续，真是⋯⋯= =）

目光又转回到1877年的河岸，最靠近朗费罗桥的一处热闹码头。那么多船停靠在那里做什么？

把上图中高亮区域放大如下图。其中圆圈圈出的两座建筑里，左边那一座有颇为显眼的穹顶，右边一座虽然灰仆仆藏在暗影里，却也明显比周围的住宅房屋大出一圈。它们是什么来头？

下面另一幅绘制于1852年的地图，描绘的是当时被称为West End的同一区域；现在与其相对应的North End、South End还在，而城东就是茫茫大西洋，大概不需要划一块地方叫做East End也未可知。

原来有穹顶的那座建筑不是别家，正是赫赫有名的麻省总医院（Mass. General Hospital）。而较为靠近桥头的那一座，却赫然标着“西波士顿监狱”(West Boston Jail)的字样。不知十九世纪末的查尔斯河上，有多少船只每天迎送犯人和病人们进进出出；而且一不小心，还真就走错了门。

1821年，麻省总院招收了第一个住院病人。波士顿继纽约和费城之后，成为美国第三个拥有全科医院的城市。设计过波士顿州政府的建筑师Charles Bulfinch被请来监造主楼，果然后来的Bulfinch Hall与不远处的州政府金顶颇为神似。

十九世纪的医院大致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需要有一个相对体面的接待大厅，以及一处进行手术及解剖示范的圆形阶梯教室(Amphitheater)，因为没有电灯，需要开启天窗用日光照明。病人和护理人员居住的病区远称不上秩序井然。公立医院首先是作为社会慈善机构存在，收治那些无家可归的病人，其中又以精神病患为多，愿意出钱前来就诊的私家病人少之又少。很多人养好病也无处可去，就留在医院里打些浆洗被单之类的零工；一切调度管理都由管家夫妇(superintendent)过问，并直接对公选出来的董事会负责。因此当时的麻省总院，与其说是救死扶伤，不如说更像是给社会底层穷人养老送终的善堂。

只有在受训过程中的医生会乐于到医院服务穷人，顺便积累经验；私人行医毕竟还是当时医学的主流。然而那些留学英法的医界精英们却看准了医院所能提供的教学和研究“资源”，－－大量驯服的病人、奇特的病例，都造就了提升医学地位的天赐良机。1846年，68岁的外科医生约翰 沃伦在麻省总院手术室于众目睽睽之下与一名牙医合作，用乙醚麻翻了一个商人，并且移除了他脖子上的肿瘤；此事一举成就了麻省总院的威名。不知是否出于巧合，哈佛医学院于次年搬迁至一墙之隔的北林街(North Grove St.)，一住就是几十年。

如今的麻省总院，当然已经完全脱胎换骨。去年此时协和医院同学一行来访的时候，我曾经跟随进去参观，只觉得眼花缭乱，无处不用先进设备武装到牙齿。高大的新病房楼环伺之下，当年的Bulfinch building相形见绌，然而当年的手术室还保留下来一个"乙醚圆顶"(ether dome)的美名，十九世纪末试图重构当时场景的这幅画，也还悬挂在医学院图书馆的墙上。

当然，与传说相悖，沃伦并不是第一个向公众展示乙醚麻醉手术的医生，此事之后十余年，美国南北战争中成千上万负伤的士兵们，也并没有福气享受到无痛截肢手术的待遇。直到十九世纪后期，麻醉师才在医院中确立自己的一席之地，外科医生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医院开展自己的诊疗活动。这样一来，就有更多中产以上的私家患者愿意考虑到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同时要求医院提供更加体面和有效的服务；为了吸引病人，医院也需要投资愈发昂贵的设备，而开始考虑收费盈利。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巨变，多少可以从这样一类社会机构的转型中窥得一斑。

那么，与医院一墙之隔的监狱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