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州

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陪伴我的一本书，昨天晚上翻完了。上个月离开普林斯顿之前购于镇上的迷宫书店（Labyrinth Bookstore）楼下旧书部。记得很清楚，当天大雨骤歇，和研究生见面结束后，距离和J吃饭还有两个小时。改书稿改到头疼的日子里，决定给自己放个空，于是拿着伞走到书店，翻阅了不少，最后十块钱买下这本。

Edmund Wilson现在或许少为人知，几十年前则是美国文坛教父级别的人物。他1895年生人，长大在新泽西的红岸市(Red Bank)，到普林斯顿读大学时已经开始写作。在风云激荡的二十年代，他与菲茨杰拉德（也是普林斯顿本科毕业，比Wilson小一岁）、海明威等人交往密切，以文学评论见长，频繁往来于欧洲和美国之间，担任过各大通俗与严肃文学杂志的编辑。因外祖父老家在纽约上州小镇Talcottville有一处旧宅，Wilson少年时期常与表兄弟姊妹们去那里消夏。五十年代末，母亲去世，Wilson继承了家产，也进入半退休状态。他于是将旧宅重新修葺经营，每年夏天都去小住。这本书便收录了他从50年代末到1970年在纽约上州时写下的日记，出版于1971年。仿佛是有预兆一般，Wilson在72年去世于这座故宅，享年七十七岁。

若干年前，我偶然读到Wilson中年的另一部著作，《到芬兰车站》，论述十九世纪欧洲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潮的流变，一直讲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与俄国革命。虽然是七十年前出版的作品，读起来竟觉得明白晓畅，毫无距离感。《上州》这本书亦然：坦诚、直接、文采洋溢，随着他的日记一次又一次地在夏天重返祖宅，细碎地讲述家事、邻里、小镇的社会与自然环境变迁，如在目前。

今年夏天和这本书的际遇，恐怕不是偶然。毕竟这个夏天，我也是第一次从东海岸繁忙压抑的工作当中抽身出来，独自回到中西部小城的另一个家，闭门潜心写作。房屋虽然不大，却是我们自己经营起来，处处都感到比租房妥帖。看到Wilson在书中描写给女儿海伦弄来两只小猫，如何淘气和可亲，再回头看看我们这两只相伴七年的猫咪，觉得很有趣。清晓的残月，入夜的萤火，暑热渐盛以来的蝉鸣，都似乎感知得更为切近。

Wilson和妻子Elena平时住在波士顿郊外鳕鱼角上的小镇Wellfleet，一年到头应接不暇。Elena是欧陆贵族的后代，是Wilson第四任妻子，也最终和他相伴终老。然而她的脾性却永远无法适应纽约上州小镇的闭塞生活，呼吸带有牛粪味的空气。在日记里，Wilson记录下夫妻之间的冲突与和解，以及两个人最终如何接纳彼此的不同，意识到离开对方是无论如何不可接受的。某年，Elena送给Wilson一支可以在玻璃上写字的钻石铅笔，他高兴地邀请每一个到上州祖宅拜访的诗人朋友在窗子上抄写他们最好的诗句。然而她毕竟有自己的生活。每年初夏，她送他到波士顿机场，秋天再迎她回来。她自己打理鳕鱼角的家，照顾女儿成人，想必不是没有怨言的。然而作为常态的别离再重聚，未必不是婚姻长久的一种blessing。

Wilson的前妻Mary McCarthy也是出名的小说家和文论家，战后与汉娜-阿伦特成为好友。他们短暂婚姻中留下一个儿子拉乌尔Reuel，后来也成了作家，现在还在世，后半生都在用回忆录的形式去试图重构和消解父母和自己之间的关系。Wilson和Elena的小女儿海伦-米兰达后来在纽约和Wellfleet长住下来，家境无虞，一辈子从事绘画。然而晚年Wilson在上州的时候得知海伦大学毕业后在缅因州出了车祸，额角留下一道伤疤。语气平淡，读来却格外伤心。“我出生在十九世纪，终究是个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人，”Wilson写道。菲茨杰拉德去世了，海明威去世了，曾经爱恋又憎恨过的女子Helen Augur去世了；中年以后结交的好友纳博科夫曾一度任教于同在纽约上州的康奈尔大学，老来亦不复相见。

这座兴建于十九世纪初的老宅，代表了当时新移民当中的精英分子对于新大陆可能性最狂野的想象：在一片原来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旧大陆理想中最宏大的宅邸，过一种近似于封建地主的优越生活，“整个小镇都似乎为我而存在。”也是从这座老宅里，Wilson目睹战后美国社会发生的巨变。“我对六十年代的批评，来自于一个正在消逝的精英阶层的抱怨，”他写道。是的，随着城郊生活（suburbanization）的兴起，从前的劳工阶级拥有了车和房子，家家户户都传出一模一样的广播声，这无疑是好事。然而新的生活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国家管理的官僚化、以及衰落的乡村。Wilson晚年作为坚定的反战派，曾连续几年坚持拒绝缴纳个人所得税，以抗议美国政府利用高税收发动越南战争。在日记中，他也如实记录了与意见不同的亲友之间关于政治立场的争执，甚至若干次到家宴不欢而散的地步。日记最后，年迈的Wilson在邻里陪同下重返儿时最心爱的一处野餐憩息地，发现那里新开辟了一片采石场，记忆中潺潺流动的溪水全被破坏污染。采石场的拥有者同时也推动地方政府修建大片高速公路，其中一条四车道的大路便要从Wilson祖宅跟前穿过，而显然修路能够产生的大量碎石沙土订单才是商业利益背后所打的算盘。Wilson也目睹乡村教育的衰败，担心大众教育的普及最终会导致精英教育的水准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年轻时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反思自己的出身与立场，最后在某些议题上倾向于质疑和否定社会进步的可能性。

然而Wilson并没有因为自身信念的幻灭而倒向保守主义的另一个极端，而是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他六十岁以后患有严重的痛风，却利用在纽约上州度过的夏天，到印第安保留地去考察当地的风土习俗，并写文章报道当地人捍卫自己土地的努力。他还向附近居住的匈牙利移民后代学习匈牙利语、试图进入匈牙利文学传统。我想，这是一种左翼国际主义思想的遗产，不囿于某种信条和理论，而是永远与从待人接物之中感知的真实保持紧密的联系。

无论如何，感谢他的文字，陪我读过这个夏天的前一半，或许是最为艰难的一段写作旅程。

如是

书稿交掉后的第二天，买了一顶很贵的遮阳帽，戴到第二次出门的时候，丢在公车上。

书稿交掉后的第六天，回到三年未见的波士顿。街巷树木，因为如此熟悉，所以对些微的变化都看在眼里。夏夜清凉而不失温煦，友人新家附近的花园里，碗大的百合花清香四溢。在临近午夜的机场又一次接到从上海飞来的某人，手里提着稻香村的点心。路过哈佛广场的农夫市集，临时起意，给初为人母的朋友带去一盆向日葵。

书稿交掉后的第八天，离开波士顿，前往麻省西部开会。巴士摇摇晃晃地离开南站，等小睡醒来，窗外竟是倾盆大雨。又过了不知几时，车下高速，转而向北，沿着康奈狄格河谷上行。临近Amherst时，雨势暂收，东方的天空上又见一道彩虹。

书稿交掉后的第十天，搭朋友的车从Amherst到史密斯学院所在的Northampton。多年前就想要来此地看看，但不通火车，久未成行。此地的风貌，大约就像是哈佛广场二十年前的样子，房屋未曾翻新漂亮，但有众多小书店自顾自开着门，不求热闹，也自有她的热闹。然而百年前气派的火车站，现在已全数出租给一家酒馆，旅客只能在简陋的月台上候车。公共空间的压缩与颓败，触目惊心。

书稿交掉后的第十一天，在今夏最热的一个周末回到普林斯顿。翻遍了整个办公室，找不到四年前的一片故纸。然而也重新温习了多年以来层层叠叠的笔记，小心收集，却无心整理。说是得鱼忘筌，恐怕也未必。要索性就这样丢掉，又觉得可惜。结果仍然是打开翻看一遍，然后原样收好。

书稿交掉后的第十三天，回到中西部的小城家里，陪两只猫咪。去听了一场关于写作的演讲，满座都是各种年龄、性别、族裔的听众。讲者最后说，写作者需要面对这样一个悖论，即在创作过程中的某一个时刻，人需要将学到的一切技巧、收到的批评都抛诸脑后，通过和自己的独处，跋涉向写作的终点。听到这里，心生感触。

当天晚上，用了三年多的手机坏掉了。电脑硬盘将满。于是想要在这里对空说一句，给世界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