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維吉尼亞·伍尔夫

答应自己，每周二无论如何来这里写一点东西。那么就接着上周写。

大概是三四周之前，偶然在家附近的Little Free Library（用来交换闲置图书的小木房子）看到莱纳德·伍尔夫传记第四册，<Downhill all the way>——这个标题怎么翻译好呢，《日薄西山》，还是《每况愈下》？这本书讲述的是一战到二战之间的二十年，也就是莱纳德和维吉尼亚人生四十到六十岁之间的二十年。能够想见的，是描写知识分子如何在一战的惨痛经历后，又旋即眼看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蔓延，导致大战再次爆发，可不是《每况愈下》吗。正好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在外面闲逛，就顺手拿起来读，没想到如此好看。

没有时间展开写。只说一说，莱纳德的叙述如何让我重新认识了维吉尼亚·伍尔夫。之前在豆瓣写过，《奥兰多》是对我二十几岁的博士班生活影响颇深的一本小说；而2020年疫情期间，也是在小图书馆捡到的一本《到灯塔去》，感觉是非常合适三十几岁人生的一个叙述，唯一意难平的是中段之后的结局。

2003年拍成电影的《时时刻刻》里，妮可基德曼扮演的弗吉尼亚，因为想要从郊区搬回伦敦而和丈夫莱纳德大吵；然后在回到乡下生活后，莫名其妙地走进水里自杀，桥头的行人兀自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原著和电影更是将弗吉尼亚之死与美国六十年代家庭主妇和九十年代城市新女性的自我觉醒作为三段平行的故事加以串联，好像三段人生是女性不再为了别人而活的平行注脚，而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成为她们心灵相通的秘密。

然而电影避而不谈的，是弗吉尼亚从创作《达洛维夫人》（1924-25）到自沉于乡间住宅附近的河流（1941）之间，足足度过了十六年精彩的人生。事实上，她的大部分传世之作，包括六七部完整的中篇小说和若干部短篇小说结集，以及在报刊上发表的书评和杂文，几乎以每一两年一部的速度问世。这部让妮可获得奥斯卡影后的电影更回避了一个重要事实：弗吉尼亚和莱纳德之所以再次避居乡下，难道不是因为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之后纳粹德国对伦敦的地毯式轰炸？即使是在战争最艰难、最绝望的1940年，维吉尼亚仍坚持完成了一部传记和最后一部小说，<Between the Acts>。哪怕在她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小镇，也时刻有轰炸机飞过，而绝非电影中呈现的那样岁月静好。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关于《时时刻刻》的评论，都是一片褒扬之辞，只有一位女性影评人写了中肯的批评。这是资本的力量吗？）

那么，是谁杀死了维吉尼亚？在莱纳德的记述中，维吉尼亚的精神疾患是一个两个人共同缠斗多年的死结。每次完成一部小说，“如同母亲需要斩断脐带与婴儿分离”，维吉尼亚都会陷入极度的抑郁和焦虑，经常会触发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的精神危机，不眠不休，唯有通过卧床静养才能慢慢恢复。然而在极度敏感同时，她性格中又存在极其倔强的一面，一旦摆脱抑郁的控制，便立刻投入到下一部作品的创作当中，并且律己极严。夫妇二人每天早饭后便各自开始案头工作，到下午一点钟吃中饭后，下午散步、种花、或者处理自己创办和经营的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相关事宜，包括动手排版、印刷、装订、邮寄订单。1924年，正是在维吉尼亚的健康状况经过一段疗养而趋于稳定后，两个人共同商定从郊区搬到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的公寓的，又何来电影中在火车站大吵的狗血桥段。

二战爆发后，身为犹太人后代的莱纳德曾经和维吉尼亚商定，如果英国被纳粹攻陷，两个人就相携在库房中服毒自尽。维吉尼亚是想要活下去的，哪怕再有十年的时间。但几个月后，工作的劳累似乎先将她的精神击垮了。莱纳德在无法前往伦敦求医的情况下，找到居住在附近的医生朋友商议，艰难地做出了不立即将她送往精神病院看管的决定。两天后，年近六十岁的维吉尼亚不告而别，永远消失在田野中。

在给莱纳德的遗书最后，维吉尼亚写道：“不可能有比我们更幸福的两个人了。”

请相信她。

上州

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陪伴我的一本书，昨天晚上翻完了。上个月离开普林斯顿之前购于镇上的迷宫书店（Labyrinth Bookstore）楼下旧书部。记得很清楚，当天大雨骤歇，和研究生见面结束后，距离和J吃饭还有两个小时。改书稿改到头疼的日子里，决定给自己放个空，于是拿着伞走到书店，翻阅了不少，最后十块钱买下这本。

Edmund Wilson现在或许少为人知，几十年前则是美国文坛教父级别的人物。他1895年生人，长大在新泽西的红岸市(Red Bank)，到普林斯顿读大学时已经开始写作。在风云激荡的二十年代，他与菲茨杰拉德（也是普林斯顿本科毕业，比Wilson小一岁）、海明威等人交往密切，以文学评论见长，频繁往来于欧洲和美国之间，担任过各大通俗与严肃文学杂志的编辑。因外祖父老家在纽约上州小镇Talcottville有一处旧宅，Wilson少年时期常与表兄弟姊妹们去那里消夏。五十年代末，母亲去世，Wilson继承了家产，也进入半退休状态。他于是将旧宅重新修葺经营，每年夏天都去小住。这本书便收录了他从50年代末到1970年在纽约上州时写下的日记，出版于1971年。仿佛是有预兆一般，Wilson在72年去世于这座故宅，享年七十七岁。

若干年前，我偶然读到Wilson中年的另一部著作，《到芬兰车站》，论述十九世纪欧洲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潮的流变，一直讲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与俄国革命。虽然是七十年前出版的作品，读起来竟觉得明白晓畅，毫无距离感。《上州》这本书亦然：坦诚、直接、文采洋溢，随着他的日记一次又一次地在夏天重返祖宅，细碎地讲述家事、邻里、小镇的社会与自然环境变迁，如在目前。

今年夏天和这本书的际遇，恐怕不是偶然。毕竟这个夏天，我也是第一次从东海岸繁忙压抑的工作当中抽身出来，独自回到中西部小城的另一个家，闭门潜心写作。房屋虽然不大，却是我们自己经营起来，处处都感到比租房妥帖。看到Wilson在书中描写给女儿海伦弄来两只小猫，如何淘气和可亲，再回头看看我们这两只相伴七年的猫咪，觉得很有趣。清晓的残月，入夜的萤火，暑热渐盛以来的蝉鸣，都似乎感知得更为切近。

Wilson和妻子Elena平时住在波士顿郊外鳕鱼角上的小镇Wellfleet，一年到头应接不暇。Elena是欧陆贵族的后代，是Wilson第四任妻子，也最终和他相伴终老。然而她的脾性却永远无法适应纽约上州小镇的闭塞生活，呼吸带有牛粪味的空气。在日记里，Wilson记录下夫妻之间的冲突与和解，以及两个人最终如何接纳彼此的不同，意识到离开对方是无论如何不可接受的。某年，Elena送给Wilson一支可以在玻璃上写字的钻石铅笔，他高兴地邀请每一个到上州祖宅拜访的诗人朋友在窗子上抄写他们最好的诗句。然而她毕竟有自己的生活。每年初夏，她送他到波士顿机场，秋天再迎她回来。她自己打理鳕鱼角的家，照顾女儿成人，想必不是没有怨言的。然而作为常态的别离再重聚，未必不是婚姻长久的一种blessing。

Wilson的前妻Mary McCarthy也是出名的小说家和文论家，战后与汉娜-阿伦特成为好友。他们短暂婚姻中留下一个儿子拉乌尔Reuel，后来也成了作家，现在还在世，后半生都在用回忆录的形式去试图重构和消解父母和自己之间的关系。Wilson和Elena的小女儿海伦-米兰达后来在纽约和Wellfleet长住下来，家境无虞，一辈子从事绘画。然而晚年Wilson在上州的时候得知海伦大学毕业后在缅因州出了车祸，额角留下一道伤疤。语气平淡，读来却格外伤心。“我出生在十九世纪，终究是个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人，”Wilson写道。菲茨杰拉德去世了，海明威去世了，曾经爱恋又憎恨过的女子Helen Augur去世了；中年以后结交的好友纳博科夫曾一度任教于同在纽约上州的康奈尔大学，老来亦不复相见。

这座兴建于十九世纪初的老宅，代表了当时新移民当中的精英分子对于新大陆可能性最狂野的想象：在一片原来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旧大陆理想中最宏大的宅邸，过一种近似于封建地主的优越生活，“整个小镇都似乎为我而存在。”也是从这座老宅里，Wilson目睹战后美国社会发生的巨变。“我对六十年代的批评，来自于一个正在消逝的精英阶层的抱怨，”他写道。是的，随着城郊生活（suburbanization）的兴起，从前的劳工阶级拥有了车和房子，家家户户都传出一模一样的广播声，这无疑是好事。然而新的生活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国家管理的官僚化、以及衰落的乡村。Wilson晚年作为坚定的反战派，曾连续几年坚持拒绝缴纳个人所得税，以抗议美国政府利用高税收发动越南战争。在日记中，他也如实记录了与意见不同的亲友之间关于政治立场的争执，甚至若干次到家宴不欢而散的地步。日记最后，年迈的Wilson在邻里陪同下重返儿时最心爱的一处野餐憩息地，发现那里新开辟了一片采石场，记忆中潺潺流动的溪水全被破坏污染。采石场的拥有者同时也推动地方政府修建大片高速公路，其中一条四车道的大路便要从Wilson祖宅跟前穿过，而显然修路能够产生的大量碎石沙土订单才是商业利益背后所打的算盘。Wilson也目睹乡村教育的衰败，担心大众教育的普及最终会导致精英教育的水准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年轻时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反思自己的出身与立场，最后在某些议题上倾向于质疑和否定社会进步的可能性。

然而Wilson并没有因为自身信念的幻灭而倒向保守主义的另一个极端，而是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他六十岁以后患有严重的痛风，却利用在纽约上州度过的夏天，到印第安保留地去考察当地的风土习俗，并写文章报道当地人捍卫自己土地的努力。他还向附近居住的匈牙利移民后代学习匈牙利语、试图进入匈牙利文学传统。我想，这是一种左翼国际主义思想的遗产，不囿于某种信条和理论，而是永远与从待人接物之中感知的真实保持紧密的联系。

无论如何，感谢他的文字，陪我读过这个夏天的前一半，或许是最为艰难的一段写作旅程。

可塑的地图

很久没看过日本史的专著，上星期在图书馆偶然看到这本师兄之前提起过的新作，就借回来翻完。

作者Kären Wigen是伯克利地理学博士，现在在斯坦福任教。1995年出版第一部专著The Making of a Japanese Periphery，讲的是日本长野县下伊那(shimoina)地区从晚期江户到明治时期经历的社会－经济转型。原有的传统手工业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面向国际出口市场的丝织业。这本书似乎可以和彭慕兰的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对照读－－从地方史的视角写东亚近代化进程，都是出版于90年代前半的好评之作，连书名风格都类似。Wigen以地理学家的眼光，把主要论点放在地域空间的转型与重构上，在当时的日本史学界看来，是非常有新意的写法。

A Malleable Map是她的第二本专著，研究主题从下伊那地区扩展到整个长野县，以及这片区域的旧称－－信州（shinsyuu）、信濃の国(shinanonokuni)。与时下跨学科空间分析的潮流相符，论述主题也更加紧密地围绕着地图本身展开。事实上，全书精彩的前半可以看作是信浓国古今地图集的一部注脚。第一章讲日本全图中的信浓国。战国时代之前的地图以京都为中心，信州只不过是东山道上遥远的一站；战国时代之后，幕府制作的日本全图里，则把信州描画成江户西翼的门户险要，通往日本海的北国街道在这里分岔。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地图里的信州一会儿被沿着东西轴向画扁，一会儿又沿南北轴向抻长，煞是好看，正应了题中之义。

第二章介绍江户时期诸藩应幕府之命制作的「国絵図」(kuniezu)。在这些“国中之国”的地图里，信州被描绘成群山环绕中的乐土，各藩之间的地域疆界被勘定，村庄、道路、河流、山岳、名所，都一一标画出来。江户晚期，这类地图流入坊间，广为传刻，有意无意间加速了区域意识的形成。第三章讲1880年以降，废藩置县之后，经由标准经纬度测算而来的区域地图。东山道中的信浓国，至此才算转变成近代国家视线里的长野县。

出版于1837年的一幅信浓国绘图

至此全书前半的主题是描绘(depiction)，后半转入描写(description)：第四章讲地方统计年鉴("The Poetry of Statistics")，第五章乡土地理教材("Pedagogies of Place")，第六章当地报纸("A Pan-Provincial Press")。说这些材料反映了区域意识在近代化进程中仍然很重要，是不难理解的；但这图与文两部分如何合二为一，构成“明治维新的地理学”，却是让我颇为费解。统计数据、教科书和媒体早就被用来论证各种语境下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现在拿来为区域意识作注脚，也并看不出什么新奇之处。读到最后只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发生在长野，也同样可能发生在别处，完全丢失了前面十余幅精美插图营造出来的在场感。

最后不禁想抱怨一句，有时候交叉学科不见得都是好事，引得大家纷纷想要在一个project下面做到太多不重样的事情。就这本书来说，史学专著的体例要求它具备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却限制了对地图这样的复杂材料作详细分析的空间；本意是想要指出图与文在区域话语中难以拆解的互动，出于行文谋篇的考虑，最后却把对图与文的分析割裂在两个章节。再优秀的学者，要同时用好几个学科的语言说话，难免没有闪失，对学生而言更是如此。

（09年夏天曾乘火车到信州长野，因此拿到这本写信州的书，觉得格外亲切。没料到两天后震灾，受害最严重的宫城县仙台市，正好也是当时到过的地方。记忆以如此毫不相关的方式被触发，始料未及。）

Poetry and the Police

1749年，巴黎拉丁区。医学生弗朗索瓦·博尼(François Bonis)被几个陌生人从住处骗进一辆停在街边的马车，押送进巴士底狱。不久之后，又有十三名学生、神职人员和大学教授以相似的方式被便衣警察逮捕，秘密审讯数月后放逐出巴黎，销声匿迹。这场后来被称为“十四人事件”（l'Affaire des Quatorze）的风波，竟肇因于几首针对国王路易十五及其情妇蓬巴杜夫人的谤诗。

翻开罗伯特·达顿(Robert Darnton)的新作《诗歌与警察》，我们被邀请和作者一起，从巴士底狱尘封的审讯档案中找寻线索，看侦探们如何费尽心机追捕谤诗的作者。我们还将结识落难的学生、年轻神父、自然哲学教授，并且在他们的交游圈中惊讶地发现熟悉的名字－－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启蒙运动风口浪尖上的《百科全书》编纂者之一；Anne-Robert-Marie Turgot, 未来路易十六治下的经世名臣。甚至还能够窥看到凡尔赛宫闱深处，出身低微的蓬巴杜夫人如何与位高权重的莫尔帕公爵(comte de Maurepas)勾心斗角，国王又如何煞费苦心地维持自己受众民爱戴的伟人形象。

作者还细心地从谤诗的字句里解读出更深远的时局变迁－－路易十五为了打赢战争，不惜给握有特权的僧侣和贵族加税；长年流亡法国的英国斯图尔特皇子爱德华(Prince Edouard)被强行驱逐出境，一时间同情爱德华、讽刺路易十五胆小怕事的谤诗蜂起。或许“十四人事件”，只不过是众声喧嚣的大时代背景下，鲜为人知的一个片段而已。凡是对于达顿的治学路数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大概并不会对这个故事感到意外。全书正文不到一百五十页的小册子，从文风到叙事手法都赏心悦目－－毕竟是《屠猫记》作者的手笔。

然而在文字叙述之外，或许也可以还原声音。原来当时这些诗句，大多数都被谱了曲，在大街小巷传唱、改窜、添入新词；虽然谤诗在涉案的十四人中被辗转传抄，但要追溯其“原作者”却往往茫无头绪。惟有审讯记录中的片言只语，提醒我们这些歌谣当时大致曾被按照哪一首调子演唱，而其中一部分旋律，又藉由歌本(chansonnier)得以流传到今天。这一次达顿不仅考证到“十四人事件”中涉及到的几首歌谣，还请来歌者和吉他手重新演绎一组曲目，并且放在出版社网站上免费供人下载。正文之后的一篇附录，即可作为节目单与之对看。

因此这本书的野心，终究是要把握那部分无处不在，却极难形容的历史经验－－文字之外的传播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在书面与口头传播的边界处，文本变得破碎、流动、饱含阐释的可能性，而皇家侦探的目光便止步于此。像达顿这样的文化史家，却能够循着巴士底狱档案中的线索，重构谤诗流传的情境－－书写、阅读、朗诵、歌唱，以及改编－－并且向我们指出，这一看似平凡的过程，其实牵扯到无数普通人作为独立个体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存留至今的文字、歌谣和记载，来重新想象那个他们生活过的世界。

与此相应的，便是作者试图回应关于“公意”(public opinion)的社会理论分歧。读到达顿把自己的对话者分为两派－－福柯派（“公意”只有在十八世纪末关于“公意”这个概念的话语形成之后才存在）和哈贝马斯派（“公意”是理性个体在社群中进行平等的相互磋商的结果，在十八世纪初已经出现）－－并且最后不露声色地把两派各打五十大板，还是颇有喜感的：

“它是一股从街头涌出的力量，在十四人事件时已经显而易见，四十年后将无可阻挡，扫平一切挡路的东西，包括哲学家们；并不顾及他们怎样试图用话语去定义它。” (p.139)

在1749年的巴黎，那穿梭于口头与文本领域之间的传播网络，便是实实在在的“公意”。这是文化史家常有的超脱姿态，但要做到有创见，又能说得圆转如意，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后读这类书或许应该多从此处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