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引论on为何不能肆意破坏，轻言改革

……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中国在以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即可接受外来之宗教。中国在近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唯科学之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原注：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常在激动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虽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思想之旧传统，既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乃自居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是。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为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以往历史演变言之。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为是必君主专制无疑。不知人类政制，故有可以出于此类之外者。即如近来德意俄诸国，即非此等分类可包。然则中国以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以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借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一种疾病之隐喻）
……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忌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之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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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Hevia（何伟亚）现在是芝加哥大学国际研究系的教授，在历史系兼课。他的第一本学术书《怀柔远人》于95年出版，讲的是马噶尔尼使团一事。我以前只知道乾隆和一帮大臣如何傲慢短视，错过与英国通商的千载良机；马大使如何坚决拒绝下跪磕头，最后妥协为单膝跪礼，受了很多气。四十余年后，英帝国主义就用鸦片和战舰敲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

何伟亚不这么想。他指出，以上这些经典叙事背后，暗藏了西方帝国主义为自己侵略行为的开脱；好像把中国形容得越落后僵化，后面的战争和割地就越容易理解。相反，何老师从清朝皇室的立场出发，详尽叙述清帝国与各藩属国实行朝贡外交的种种礼仪惯例，且指出在整个马噶尔尼使团来华过程中，乾隆皇帝及其手下官员实际上表现相当灵活客气，————即所谓“怀柔远人”————对英国人加意笼络。倒是那个出身显贵自视清高的马噶尔尼爵士，一味夸耀英帝国的强大富庶，不懂中华礼节，造成双方最后互不谅解。弦外之音：中国人大可不必在这件事上自责后悔，所谓“落后、迟滞、封闭的古老帝国“的说法，其实都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故意构造出来的。。

何老师是风头正劲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他怀疑一切对已有史料的权威解释，再三强调史料本身也是带有偏见的文本，只相信自己的解读。但我对这一派的学术专著，始终有阅读障碍。我总觉得这样的观点虽然逻辑上成立，且勇敢地挑战了我们既定世界观里面固执的偏见，但并无助于我重新认识十九世纪历史。不管清帝国当时经济多么发达，政治礼仪多么完备灵活，都改变不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列强环伺之下日薄西山的晚景。何老师反复玩味两大帝国之间失败的第一次外交背后的文化根源，最后说乾隆其实并未做错；这在我听来，总像是纠缠于细部，并算不上什么耳目一新的见解。

何伟亚2003年出版第二本专著《英语课》(《The English Lesson》)继续了抨击帝国主义的学术路线。开头就放上一张触目惊心的照片：1900年北京城菜市口处决义和团民的现场，几个死囚跪在地上，郐子手上身赤裸手持大刀，后面挤满围观群众。何老师请读者注意画面左边几个监督行刑的英国大兵，及画面右边一堵破墙上的“英文讲习班”告示。解读：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虽不如在印度那样彻底，却也是半殖民性的，且是教学性(pedagogical)的，意在把自己的文明用暴力和温和的两种手段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学者们一味歌颂那些温情脉脉的英文课、教会、医院、学校，却忽视了这些看似良善行为背后的险恶用心。何老师的观点真是太伸张正义了，但这本书同样难读，有心领情都很费劲。

我肤浅地觉得，后现代主义写历史的写法就是要挑战那些让你读着特舒服的说法，就是要跟你较劲。就是要你在这较劲的过程中，体悟到自己的思想简直是糟糕透了，怎么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思想全被西方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近年来比较流行的orientalism）给主宰了。结果就是逆着直觉来想：乾隆其实没做错，教会医院其实很邪恶（老百姓听说要开刀都受了多大的惊吓！），以前西方人写的历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总把东方写得落后（“亚细亚生产方式”），现在你放心，东方一点也不落后。倒是很舒心。反正我们现在日子也好过了，不要总怪罪老祖宗了，帝国主义都知道错了，把那些拼死拼活也要救国救民的傻念头忘了吧。你只要换一种方法解读历史就行了。

我还是不能领何伟亚老师的情。再怎样解读，得到的不过是虚无的满足感。另一方面，实在的民族虚无感亦同样有害，等想明白一点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