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引论on为何不能肆意破坏，轻言改革

……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中国在以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即可接受外来之宗教。中国在近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唯科学之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原注：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常在激动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虽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思想之旧传统，既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乃自居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是。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为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以往历史演变言之。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为是必君主专制无疑。不知人类政制，故有可以出于此类之外者。即如近来德意俄诸国，即非此等分类可包。然则中国以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以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借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一种疾病之隐喻）
……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忌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之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