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experience as history

昨天近代中国史课上讨论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问题，重读了柯文的《历史三调》，顺带翻了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回头看自己一年多以前的观感，颇为惊诧；现在再要我推荐一本关于义和团的书给别人的话，一定会毫不犹豫选后者。柯文的书全在史学理论上着力，借义和团的材料明义而已，而周的研究至少更加诚恳地致力于解释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一年前看到些新奇的见解就会激动不已，现在则拿起一本书就先看他用了什么史料，想说什么事情，且对各种证据不足的推论怀有强烈的戒心。不知道将来还会怎么变化下去。

关于柯文特别着力的“作为经验的历史”(history as experience)想再说几句。致力于重现当事人体验的史学，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E.P.Thompson。在Thompson手里，“经验”进入历史书写是因为需要通过共有经验来追溯十八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没有共同经历的历史时刻，阶级就不可能从无到有。于是我们才可能通过重述底层民众的切身体验，来重写“自下而上的历史”。柯文当然也试图通过描述世纪之交鲁西南大旱中人们的饥饿感、参与降神仪式的拳民所获得的满足感、以及面临死亡威胁时的绝望感来帮助读者“自下而上”体会卷入义和团运动的当事人如何感知这一事件。但我所不能释怀的问题在于，柯文似乎止步于重述体验这一层，而有意淡化了所有这些体验背后的道理。苦难是处皆有，可在义和团这一事件中经受这些苦难的人们究竟图些什么呢？在看似充满同情的叙述里，鲜活的历史体验穿越时空扑面而来，读者或许可以感同身受，但却无法更进一步去消解这些体验。我们似乎被告知，任何赋予这些体验意义的做法，都在制造某种程度的迷思(myth)，因此都应该被克制。有同情而缺乏了解和认同，生活在过去的他者仍然是沉默而孤独的他者。

当然，至少在中国近代史这一领域，应该说多年以来从来不乏高屋建瓴的大手笔，花样翻新地制造一个又一个迷思。我们当然早就厌倦了对历史事件的一句话标准解读，而期待读到更多放低姿态去接近彼时彼地的作品。又一个场面宏大内里空虚的纪念日刚刚离我们而去。我在已经麻木于官样文章的同时，却抱着一种两难的态度，怀疑地打量着同时涌出的海量民间叙述，那些栩栩如生，为我们重现当事人体验的叙述。它们被大量地生产然后消费，人们掬一捧同情之泪，然后起身离去，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的子孙，都对自己身处的今天感到满意，－－如此而已。

p.s. 作为比较，今天专门跑去书店翻阅了校长大人Drew Faust写美国内战的好评新作，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果然如意料之中，极力描写战争修罗场上伤亡之惨，淡化以往善恶黑白判然两分的写法。但全书最后落到的竟然是美国军人抚恤制度以及尊重生命的优秀传统得以由此建立，为人道主义的胜利小唱一阕赞歌。掩卷不知该作何感想，或许竟有几分淡淡的艳羡在里面。

Dawn to dusk

上周末企鹅来访，生科02聚会之后，拉上苏晓磊一起去了波士顿东北方向海角上的小镇Rockport。仍然是坐小火车。天气实在是好，在小镇明媚的海边散步，买回家甜到要死的土产花生糖。至此以波士顿为中心的郊区火车线路里，行迹所及的已经过半。

今天秋分。我现在坐在音乐系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看十二小时的白昼如何接续上十二小时的夜晚。阳光斜斜地从朝西的窗口照进来，旁边自习的女孩儿穿着水红色裙子，鬓边戴一朵淡黄色的花，面孔圆润柔和，像直接从雷诺阿画里走下来似的。

读费正清原著，重燃起对近代史的兴趣，因为写得实在是好。开始反思历史写作是否必然遵循一定的套路和取径，以及自己究竟想要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小宇宙的产物。而我守在这个角落里，才只不过开始慢慢蓄积一点光热。

张爱玲回忆起香港围城，说：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打上门来了。这一个星期都纠缠在鸦片战争的一二十年里，今天上完课终于放空，什么都不想，只静静消受这跳出历史叙事之外的一刻。

Dawn to dusk.

Paul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上个星期断断续续看完了Cohen的这本书。把还能想起来的，有关无关的，记一点在这里吧。

--看完以后留下的最深印象是Cohen的博学。写中国的义和团，而能随手征引别处的case进行比较，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整本书看下来，我倒并不那么想看关于义和团起源的周锡瑞那本更详尽的专著，却记下来了Boyer&Nissenbaum写萨勒姆witch-hunting的、Paul Fussell写一次大战的、David Arnold写饥荒的、Nancy Scheper-Hughes写day-to-day violence的、Simon Schama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反省重述该段历史等等的一串书单。我始终还是相信有universal的人性超越于局域文化之上，一部医疗史，不同人解读着同样的伤痛；手术刀层层剖视的身体里，流着同样的气血。写中国史而能让汉学小圈子之外更广的同行及读者有所会心，总是好事。

--该书层层追问历史书写的本原，并将其剥离成三个层次：narrative, experience, and myth。头一个层次基本上是Esherick一整本书的缩减版。experience分头描写了饥荒、恐惧、对女性的偏见、谣言、催眠术、暴力，试图在最大程度上忠实地重构当事人的体验。当中征引不少人类学的相关理论，颇有趣味。myth则进一步缩减为五四以来乃至文革时期对义和团的政治性重述，a history of discourse，尤其集中分析了政治精英留下的文本。

--这是一本很用力写就的书，很精致，力求无懈可击。读起来可看出作者集全力对付的是某历史理论问题，义和团本身只是恰好适用的一个事例，用以说明当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是多么的不容易。(-_-bb)。超脱乃尔，可能是好事；也可能会让这本书在该理论问题过气之后，一道被束之高阁。

--"Three keys," 这个音乐学意象很美好。但三种音调，是否本出于同一个天然的和声？是否总是需要如此着力地将它们一一分明？

an interesting blog

Frog in a well-the China History group blog.

两本书

上了一个星期日语了，原来自学的那点还可以对付。班上不到二十个人，好多都是高中生和本科生，青春的活力啊挡也挡不住。忽然想到，似乎五个研究生全都是华人——两个台湾姐姐，一个南师大的美女姐姐，一个我，一个MIT的CS男生。好吧，我们都是出于学术目的来的哟。

记一下夹杂看的几本书。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讲“卫生”这一概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变，选天津为例。

喜欢她很多观点，比如西医这一概念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发生剧烈变化，那时候人们看到的西医还远不是今天这两个字所指的意思。另外，日本在整个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能够把福柯的理论有判别地应用到东亚国家如何实现“卫生”现代化，不像后殖民主义史家对现代西方医疗体系中的power structure那种本能的厌恶，实属难得。

遗憾的是虽然封面是类似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画，却仅留了一章给49年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此书从晚清开始讲起，精华部分在二十世纪初八国领馆分治天津和抗战期间日本长期占领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话语系统中“卫生”和疾病的位置，并没有非常深入的讨论。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东西。Rugaski指出，公共卫生体系的扩大使城市精英逐渐把自己与进步、现代化、卫生等新概念联系在一起，而疏离了代表着落后、愚昧、“不卫生”的农村（义和团的形象）。那么，1949年后，中共政权下对“卫生现代化”的继续建设，在何种程度上加深了这分歧，又在何种情形下试图消解城乡鸿沟？这对我们理解赤脚医生、农村三级卫生制度、爱国卫生运动、甚至龙须沟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启发？

今天又顺着翻看了William Johnston的The Modern Epidemic: A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in Japan.文笔和气度均不如Hygienic Modernity, 难怪反响平平。感觉Johnston没有把国家的概念拆解清楚。如果能把二十世纪初日本政府对内对外的政策理念分析得更加context-specific，会更好。如果有地域之间的比较，就更好。总觉得，写医学史公共卫生史的目的，不应该都在epidemics本身。如Cholera Years其实说的是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内战前后的社会巨变，Hygienic Modernity想说的其实是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将来做再靠近一些的时期，大概会想问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结论是，提出好的问题很重要。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

研究晚明-清前期-清中后期江南的地方慈善组织。very concrete social history, with reference to some 1,500 县志...

A good point to make is that there'd always been ga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prior to late 19th century, without the "modern" instruments that makes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ssible. The idea that so-called "oriental despotism" somehow suffocated creativity of every social sphere simply does not make any sense. Rather we find the central imperial state rather weak. There certainly were places and organizations controlled neither by the state nor by the private sector alone; said Liang. We're not that surprised to find Rowe's Hankow, or Mary Rankin's Zhejiang, where a lot of such activities were proved to be going on.

So a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to ask why, and in what ways, did the various conservative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ntagonizing forces to state control, compared to the old question whether China had "civil society" or any kind of "public sphere" prior to the 19th century. It is worth pondering--- from which point did the notion that the state should take philanthropy as a means to minimize economic/social risks of its citizens first penetrated, or not ye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odernity.

It is thus linked to the study of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late 19th-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Both provided indispensible means (and even ends, esp. in the case of medicine and the cultural authority possessed by modern sciences) for the vital transformation at that time. What a messy yet intriguing period for historians!

Books by Goldstein

Recommended:

High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one: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of 1969(Hardcover (Cloth))
by Goldstein, Melvyn C. , Jiao, Ben , Lhundrup, Tanzen

Description

Among the conflicts to break ou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most famous took place in the summer of 1969 in Nyemo, a county to the south and west of Lhasa. In this incident, hundreds of villagers formed a mob led by a young nun who was said to be possessed by a deity associated with the famous warrior-king, Gesar. In their rampage the mob attacked, mutilated, and killed county officials and local villagers as well as locally statione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roops. This groundbreaking book, the firs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revisits the Nyemo Incident, which has long been romanticized as the epitome of Tibetan nationalist resistance against China. Melvyn C. Goldstein, Ben Jiao, and Tanzen Lhundrup demonstrate that far from being a spontaneous battle for independence, this violent event was actually part of a struggle between rival revolutionary groups and was not ethnically based. Drawing on extensive first-hand interviews with surviving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unpublished Chinese document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proffers a sober assessment of human malleability and challenges the parallax tendency to view every sign of unrest in Tibet in ethnonationalist terms.

Product Details
Publisher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ublished : 01/01/2009
Format : Hardcover (Cloth) , pages 256
ISBN-10 : 0520256824
ISBN-13 : 9780520256828

2-25

James Hevia（何伟亚）现在是芝加哥大学国际研究系的教授，在历史系兼课。他的第一本学术书《怀柔远人》于95年出版，讲的是马噶尔尼使团一事。我以前只知道乾隆和一帮大臣如何傲慢短视，错过与英国通商的千载良机；马大使如何坚决拒绝下跪磕头，最后妥协为单膝跪礼，受了很多气。四十余年后，英帝国主义就用鸦片和战舰敲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

何伟亚不这么想。他指出，以上这些经典叙事背后，暗藏了西方帝国主义为自己侵略行为的开脱；好像把中国形容得越落后僵化，后面的战争和割地就越容易理解。相反，何老师从清朝皇室的立场出发，详尽叙述清帝国与各藩属国实行朝贡外交的种种礼仪惯例，且指出在整个马噶尔尼使团来华过程中，乾隆皇帝及其手下官员实际上表现相当灵活客气，————即所谓“怀柔远人”————对英国人加意笼络。倒是那个出身显贵自视清高的马噶尔尼爵士，一味夸耀英帝国的强大富庶，不懂中华礼节，造成双方最后互不谅解。弦外之音：中国人大可不必在这件事上自责后悔，所谓“落后、迟滞、封闭的古老帝国“的说法，其实都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故意构造出来的。。

何老师是风头正劲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他怀疑一切对已有史料的权威解释，再三强调史料本身也是带有偏见的文本，只相信自己的解读。但我对这一派的学术专著，始终有阅读障碍。我总觉得这样的观点虽然逻辑上成立，且勇敢地挑战了我们既定世界观里面固执的偏见，但并无助于我重新认识十九世纪历史。不管清帝国当时经济多么发达，政治礼仪多么完备灵活，都改变不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列强环伺之下日薄西山的晚景。何老师反复玩味两大帝国之间失败的第一次外交背后的文化根源，最后说乾隆其实并未做错；这在我听来，总像是纠缠于细部，并算不上什么耳目一新的见解。

何伟亚2003年出版第二本专著《英语课》(《The English Lesson》)继续了抨击帝国主义的学术路线。开头就放上一张触目惊心的照片：1900年北京城菜市口处决义和团民的现场，几个死囚跪在地上，郐子手上身赤裸手持大刀，后面挤满围观群众。何老师请读者注意画面左边几个监督行刑的英国大兵，及画面右边一堵破墙上的“英文讲习班”告示。解读：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虽不如在印度那样彻底，却也是半殖民性的，且是教学性(pedagogical)的，意在把自己的文明用暴力和温和的两种手段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学者们一味歌颂那些温情脉脉的英文课、教会、医院、学校，却忽视了这些看似良善行为背后的险恶用心。何老师的观点真是太伸张正义了，但这本书同样难读，有心领情都很费劲。

我肤浅地觉得，后现代主义写历史的写法就是要挑战那些让你读着特舒服的说法，就是要跟你较劲。就是要你在这较劲的过程中，体悟到自己的思想简直是糟糕透了，怎么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思想全被西方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近年来比较流行的orientalism）给主宰了。结果就是逆着直觉来想：乾隆其实没做错，教会医院其实很邪恶（老百姓听说要开刀都受了多大的惊吓！），以前西方人写的历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总把东方写得落后（“亚细亚生产方式”），现在你放心，东方一点也不落后。倒是很舒心。反正我们现在日子也好过了，不要总怪罪老祖宗了，帝国主义都知道错了，把那些拼死拼活也要救国救民的傻念头忘了吧。你只要换一种方法解读历史就行了。

我还是不能领何伟亚老师的情。再怎样解读，得到的不过是虚无的满足感。另一方面，实在的民族虚无感亦同样有害，等想明白一点再说。

The Power of Tiananmen

在人声扰攘的芝大食堂一坐几个小时看了大半本<The Power of Tiananmen>。第一感想是，终于看到一个我尊敬且信服的大陆scholar好好地说这事了。前言中提到作者在事件发生后久久无法完成昆虫学博士论文，焦虑数月后终于决定再读一个社会学PhD，然后昆虫学论文就顺当写出来了。特别能体会那种理科生对于社会问题爱莫能助导致的内心焦灼感。区别的只是，我对于生物学，始终未曾窥得半点门径。

我开始想象我亲爱的父母和祖父母，我亲爱的党员一家，在那一年的春夏之际是如何的焦灼。曾经在柜子的某个角落窥到父母以“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落款敦促政府与绝食学生对话的公开信草稿。曾经翻到我五岁那年第一次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上去中央音乐学院上钢琴课的记录本。第一页上爸爸的字迹赫然写着，1989.6.3。也还比较清楚地记得，我跟爸爸说，街上好多解放军叔叔呵。我记得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奶奶坚定地说，学什么都行别去搞政治。如今这些记忆断片奇怪地嵌合到赵老师沉稳的叙述里：原来孩童的懵懂无知就是这样一回事。

对于书里的观点不尽同意，比如作者似乎没有深入分析学生头头们为什么如此害怕政府“秋后算账”，80晚期在大学校园里的人该当出生在60年代中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中长大，并非是没有记忆的。他们的恐惧并非年幼无知的胆小怕事。但总的来说，我觉得看这本书是最直接了解事态始末及接触原始文献的好办法，强于网络上的道听途说，强于反共游行的血泪campaign，另外arguably，强于外籍学者的类似著作。

过年回去定会再游广场。不知有谁陪我压马路？

p.s. Charles Tilly为本书作短序，顺便查到该大牛对于社会史及社会学方法学的一系列论述，感兴趣的可以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