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十天（补记）

在秋假结束前夜，补记一下工作的第三个十天。

十月初的那周突然降温，不得不紧急把冬天的大衣和围巾找出来用。一个进展是重新开始去学校健身房慢跑+走路；损失则是因准备演讲过于兴奋，导致前夜没有睡好。录制讲课的视频时，意识到自己满面疲惫。周四开始把上得过紧的发条慢慢松下来，正好天气也转暖，拿着花去了一趟墓园。

周五到周日，回到波士顿和剑桥。并在伍斯特小住一晚。恍如回到了2007年初初相逢，那个完美的秋天；又好像出嫁的人回娘家一般亲切和无拘无束。

火车驶过康州的海岸线，落日映照下白帆点点。

或许这样珍贵的重逢，是为来日再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好让我能够勇敢度过漫漫长夜。

朗读

昨天中午去听了一场来访华语作家的作品朗读会。记一点点意料之外的感触。

第一位出场的是春树。没有读过《北京娃娃》，只知道她是我的同龄人，目前旅居德国。讲台上的她穿着白衬衫和红色毛背心，并没有刻意打扮。她朗读了一段小说，描写疫情前带女儿回国探亲：

回国前几天，我就开始焦虑，既期待又焦虑。我害怕，具体害怕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 隐约感到恐惧。我想起移民加拿大的哥们 Wave 说的，他每次回北京之前也会焦虑好几天。 想到这点，我好了一点。原来不止是我一个人这样啊，那就好了，我的反应还算正常。

文字不加雕饰，近乎喃喃自语。然而在她的朗读中，我听到一个真实的人，一位刚刚经历了剖腹产的年轻母亲，一个逃离雾霾和生命中“更沉重更黑暗”的东西而离去，却又怀着“既期待又焦虑”的心情一次次回归的同龄人。她和我一样，置身于此时彼地，满身疲惫。无处藏躲，抱紧怀中的小孩，恐惧衰老，怀悼那些消失的少年，身体还有鲜活的欲望。唯有剥离了“文学性”的文字，才是对的住自己的诚实。

后来在听众提问环节中，她说写诗的时候人更自由。但她其实是以一种诗人的态度来写小说。或许这需要更多的勇敢。

看了看她的微博，在小城驻访的几个月中，去看了流浪动物收容所，在奶茶店里点了一大杯饮品，露出少女般的笑容。

第二位出场的是朱和之。此前看过他以台湾历史时空为主线的长篇作品目录，便不惊讶于他选择朗读几段《南光》中以“写真”（注意不是摄影）为主线的情节。二十世纪初出生成长于乡村的男主人公，奔赴“现代”主体性的路途必然经过日本东京，引导他获得“现代人”主体对时间掌控感的技术是精巧机械与直觉相结合的写真/摄影。男性主人公的欲望，一头是台湾乡土中学聪慧的女学生，一头是身着和服却大胆奔放的日本都市女性。

有趣的是，他选择用并不纯熟的英文朗读其中一段。在提问环节中，他也是对某种现代“文学性”表现得最为认同和自信的一位。他认为，长篇小说成为大众文学不过是近两百年来的事，《红楼梦》仍然要靠手抄本传看（此处研究宋元以降通俗文学的历史学者应有不同意见）。他还引用《百年孤独》的开篇，来赞美文学掌控时空感的超能力。

“纯文学”或者广义上的唯美主义，或许确实是帮助人抬着头活过当下这个时代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资源。但这也要求我们时时将生活客体化，如同在摄影镜头后面，捕捉和寻求那些自己认为美的场景，然后留下一些可供玩味的作品——文字或图片——用来重寻某种失落的时代感。在朱和之这里，或许是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前的帝国与原乡往事。然而，这未始不是一种新的建立神话的过程，而建立神话（myth）便需要选择性地去除那些不美、不精巧、不能在现代性的经典中成功被驯化的东西。

也因此，我并非出于某种个人的喜恶而不得不对唯美主义保持警惕的距离。

第三位出场的是七堇年。此前对这位85后作家的了解流于新概念写作/郭敬明/四川省作协成员。她是三位作家中英文最流利的，甚至会主动选择用英文而非中文回答问题。从衣着到妆容，她似乎也是最为自在无畏地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一位。她朗读了长篇小说《平生欢》中的一段，屏幕上显示的英文版本是她自己翻译的。

小说情节设置在社会主义工厂大院成长起来的童年与青年，在二十一世纪的苏黎世重逢的故事。男主推着双腿残疾的女主，走过鸽子飞舞的古老广场，最后还是决定回女主家做饭。饭后，两人饮酒对酌，谈起少年事，直至深夜。

没有读过全部作品。但就听到的部分而言，历史时空的巨大挪移（从社会主义工厂大院到瑞士苏黎世的古老公寓——注意为何必须是瑞士？二十一世纪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圣地？），似乎仅仅是见证两人成长的壮丽背景画卷。身体的残疾和精神的创伤，都是一种人生历程，但其终点指向某种舒适的、抒情的当下，在这当下的抒情主体经历了这一切，却依然深情、完整、怀想故人同时目指未来。文字中频繁出现的中国古典文学指涉（“平生欢”），让九零后一代青年不至于被“后社会主义”的成长经历所笼罩，而将自己代入于某种更为宏大的文学主体叙事中，在这叙事中有唐诗宋词，有家乡的小河，更有苏黎世的广场与河流，以及了无痕迹地消失于世界上任何大都市人潮中的自若。

也因此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现代性”或者由二十世纪经验所定义的现代性，连同它背后的一切创伤，在这个叙事中只是人生所经历并可能超越的一个阶段，但并不成为一个元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所经历过的、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的世界。但这举重若轻的匿名感，差别消弭于无形的二十一世纪，似乎正在过去两三年的事件中加速崩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这位年轻作家写于2013年的作品，好像还未经历世事便已老去。然而看到她本人，游弋于中英双语和古典与当代文学传统中似乎毫不费力的自洽——又让我不得不重估，这年轻的主体性是否仍有其旺盛的生命力。虽然仅相差几年，我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八五后一代某种共有的精神面貌，如何重塑当下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在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实践与文学性的立场当中，能够与自己产生真实共鸣的，或许只有春树。但选择承认困难、恐惧与焦虑，以及主体性的危机与破碎，并不是能让一位作家或学者快速涨粉的路径。能够做一种顽固而笨拙的少数派，或许已经是八零后某种仅剩的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