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入梦来（窦唯）

2020年夏天最后的暑热。继续躲在地下室。 

没有作坊的手工艺，没有读者的编年与纪传。

间离，等待。块然凝，黯然呈。往者与来者——不谏，也不追。

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完）

 6.

 

从十七世纪的起源时期开始，反战与和平主义就成为贵格会的中心信条之一。1935年，贵格会与其他几支非主流教会在堪萨斯集会，确定了彼此美国本土“历史性的和平教会（historical peace churches）”地位，并约定为“良心拒服兵役者（The Conscientious Objector）”提供抗争的资源。1939年底，随着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并对英国、法国宣战，罗斯福说服美国国会放松了对交战双方的武器禁售规定。1940年夏，巴黎陷落，德军加强了对英国的轰炸；美国本土对于是否参战的辩论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940年9月，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和平时期征兵法案在国会通过，此时美国还未对任何一个国家宣战。在和平教会的大力游说下，国会对征兵法案中加入了允许“良心拒服兵役者”因宗教信仰因素而免于征调，改为在后方民事机构服务的条款。然而决定某人是否符合“良心拒服兵役者”资格的权力，仍落在军方而非司法部门的手中。步济时夫妇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加入贵格教会，事实上是公开宣示了自己和平反战的少数派立场。

在步济时档案中，留存着一封1940年7月致友人的长信。在信中，步济时解释了他接近贵格会的动机，以及他对教会中某些极端和平主义主张的保留意见。他试图协调“两项至高无上的忠诚”：其一是作为社会科学学者，对社会与人性事实的尊重；其二是作为基督徒，对“不断扩大的人类共同体、灵魂的精华、以及更为广泛、平等、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与此相比，对于某个国族、甚至阶级的忠诚都没有那么重要。在此基础上，他清醒地意识到纳粹主义的危险：通过“虚假的人类学和历史学”来得出错误的“种族主义理论”，然后用它去证明“国家”作为一切伦理行为最终目的的信条。希特勒最大的罪孽，则在于对德国青年人进行“按照自己模样刻意的塑造”以及用“扭曲的宣传”制造虚假的大众舆论。因此，他虽然对美国向参战双方兜售军火心存疑问，但对于第三帝国的危险性是看得十分透彻的。

然而，美国就一定做得更好吗？在信中，步济时坦然地指出，他所批评的关于纳粹德国的一切，“在我们崇尚民主的国度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在白人内部，各族群大致做到了平等，但全国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口“仍然住着破房子、衣食不保”。美国目前拥有的，是未来让事物朝着更好的方向变化的信念。步济时担心，参加战争会让美国采取更多的强制手段，从而变得与她的敌人越来越相似——“我们不能一边打赢一场战争，一边坚持民主的原则。”备战的状态导致德国入侵美国本土的危险在舆论中被夸大，用于国防和军备的预算也无限上升。因此，他虽然不会如极端的和平主义者那样去反对军队和国防本身的存在价值，但却更为担忧战争和危机会导致国内本来具有的进步精神遭到扼杀。

回顾十年前Corwin教授在上海的演讲，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研究的政治化以及政治事务的工具化，在所谓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事实上齐头并进。优生学在纳粹德国和美国同样有着广大的市场；德国政府用它来进行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罗斯福主导下的美国政府，也终将以类似的借口对日裔美国人进行大规模囚禁。Corwin理想中的政治学，作为对舆论操控的技术性手段，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只是要看被谁所运用。他为合理化强大总统领导所做的宪法解释，也同样可能被希特勒式的元首强人用来扫除异己。在步济时这样的老派传教士眼里，任何一方对知识的滥用都是不可接受的。虽然他并不否认第三帝国在黑暗之路上走得更远，但他更担心冲突升级之后，原本的光明一方也会被类似的暗影吞噬。

大概也是在1940年前后，步济时写下了另一份题为“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能够自圆其说吗？”的手稿，阐述自己的立场。在这个机器主导的工业化时代，他希望基督教所怀有的理想主义可以成为“腐坏的面团中发酵的活力（leaven… in a sour and bad-tasting lump）”。通过拒绝自身参与战争，他决心加入社会中的少数派，去保存理想主义的种子。这样的少数派并不是消极的抵触战争，而是积极地去试图消灭导致战争的根本因素——“极端的国族主义、经济不平等、种族仇恨、完全的灵魂空虚、等等……”在他眼中，任何一个社会并不能归约于行为模式可预测、可控制的无数个体的总和，而永远是一个呼吸着生命的有机体。只要这些因子还在，沉沉的死水也总有焕发生机的一天。

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所有这一切的结局不过是血与火，是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然后是开罗与波茨坦、重庆与延安、诺曼底与柏林的地堡、最后是广岛与长崎。余下的不过是历史（The rest is history）。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有多少人还记得，194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美国和英国贵格会领导下的教友会，为了表彰他们“三百年来致力于弥合创伤和反对战争的努力”，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救助饥饿儿童和协助欧洲重建的慈善工作？在领奖致辞中，美国教友会主席说：

“这个奖项……今天是颁给普通人民的，不是政治家、军队将领和外交家，而只是像那几千名贵格教徒和他们的友人那样的普通男人和女人。当他们投身于坚持善意和拒斥强力的事业上，……能够成就一个更好、更和平的世界。”

以上这段话，似乎也可以用来作为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一种注解。真理是朴素的，也是普遍的；自由不是一种特权或身份符号；服务也不是学业之余的锦上添花。步济时生涯中的最后一项任务，正是在1945年，为新生的联合国提供关于赈济和特别针对中国战后重建方面的咨询建议。

1949年6月，步济时正式从天普大学退休。他和史黛拉决定离开东海岸，回到南加州的克莱蒙特（也就是波莫纳学院的所在地），去加入一个“跨文化、跨种族、跨宗教的社区实验”。在那里，十二幢新建的小屋围绕着一块绿地，居民当中包括若干户墨西哥裔美国人、以及黑人和华裔家庭。然而，刚刚搬入新居不久，步济时就在8月16日的睡梦中因心脏病复发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1940年夏天，步济时开始撰写一部自传。在手稿开头，步济时回忆起自己1909年初到中国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执行干事W.W.Lockwood曾经建议他说：“如果你真的想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些事情，就加入一所大学，留在那里，好好建设它。”“很明显，”步济时在1940年写道，“我没有听从这个建议……而是度过了不断经历变化的一生，以及在每一个经历考验的时刻去尝试新的冒险的机会……这样的人生，也有它的好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恐怕要留给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去解释了，”他自嘲地写道。从美国到中国，又“移植”回美国，“我似乎经历了好几段不同的人生，而不愿拒绝当中任何一段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这部自传只写到1917年便因事搁笔。我们永远失去了看到他解释离开燕大的前因后果的机会。

然而，我们也可以从手稿的跋语当中，探寻到某些端倪。在他看来，自己的固执既在于拒绝不加批判地接受教会的教义，也在于不能全心拥抱“消瘦、贫瘠的所谓客观社会科学家的视角”。他特别提到，在中国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理解与友谊”是他用来衡量和批评“客观社会科学”的重要参照。对于他来说，中国不仅是美国利益的简单延伸、也不是用来观察的实验对象，而是曾经经历深刻共情的人事的总体。在跋语最后，他写道：“人生不止是与辩证矛盾的困境缠斗这么简单。（Life is much more than the mere struggling with a dialectical dilemma）”。

步济时去世后，史黛拉搬到一处老人公寓，直到1974年离世，终年93岁。在她留下的文件中，最后一首有具体日期的小诗创作于1970年7月，题为“反叛精神的祖先”（Rebel Ancestor）。在诗中，她想象自己的祖辈当中，一定有这样一位“女孩”（gal）：

“她对着那些折好的布边／那些需要缝合的针脚看了又看

……

“她有着这样刚硬的灵魂／她可以承受所有笑她粗枝大叶的嘲笑

“而只是开心地抱紧自己／那些藏起来的、没有包边的衣角

“也许脱了线——／以一种无声而难以回答的反叛

“自由的灵魂，从百十年之后／我向你问好！”

pondered long on all the yards of folded binding

to be stitched each side all seams

...And such soul of steel was hers

She could withstand all accusation of sloppy imperfection

The while she hugged gleefully to herself

The unseen, unbound edges of the seams

Frayed perhaps – in quiet unanswerable rebellion

Free soul, across the decades

I salute you!”

 

以她一贯的明快文笔，史黛拉的诗句为我们提供了解步济时一生不辍奔波的谜题的钥匙。从燕园的隐退，不也是“无声而难以回答的反叛”当中的一环吗？对世界主义者来说，“移植”正是使他们得以找到永久栖身之地的最终秘密。

 

2020.8.21

初稿写毕于珊瑚城

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五）

 5.

 

坐落在南加州风景如画的圣盖博山南麓的波莫纳学院，是十九世纪末仿照美国东北部私立学院建立的一所小型文理学院。在步济时夫妇档案里，留存着一张史黛拉的名片。脱离了燕大教授夫人的角色，史黛拉似乎看到了更多拓展自己事业的机会。名片上介绍她的身份为“作者、演讲者、旅行者、国际主义者”，并列出了若干个演讲题目可供听众选择：

    1.通过诗歌了解中国人：古典与新诗

    2.日本的童年往事

    3.从他人视角看吾人和吾国

    4.加利福尼亚州种族关系现状

    5.谁更可笑：孩子们还是我们自己？

此外，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加州社会工作者联席会议上担任“种族与公民权（race and citizenship）”议题主席。加州复杂的移民历史，以及由此造成的种族融合与冲突，显然吸引了她的强烈兴趣。

在一篇或许是为美国听众准备的演讲稿中，史黛拉阐述了她心目中“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的定义。她回忆起初到中国时，连续经历幼子夭折的伤痛。有一天，他们的中国仆人对她说：“太太，你长得和我们不一样。你难受的时候，也不像我们村里的女人那样哭天抢地，但是我知道你的难过和我们是一样的。”像这个质朴的孩子，她写道，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反而是1926年回到美国之后，她在家乡感受到狭隘的歧视眼光，看不起海外归来的传教士家庭。“国族身份（nationality）是个谜题，让我这个渺小的爱国者心情沉重。”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度过大半生的经历，让她对于文化的冲突与共性有着切身感触：“在每一个国家当中，都有足够的普遍性，能够让我们互相理解；亦有着足够的特殊性，使得每个国家都可为一种复合的理念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没有人可以闭目塞听，享受那‘光荣的孤立’。”

在贫富分化颇为严重的南加州，波莫纳学院吸引的主要是来自附近的中产阶级及富人家庭子弟。1930年代初期，大萧条带来的经济衰退和生态危机在美国西部内陆肆虐，催生了要求社会改革的激进运动。在洛杉矶南郊，六十多岁的公共卫生局小官僚、医师Frances Townsend目睹破产的老年妇女在垃圾堆中翻捡食物的惨状，发动了要求政府推行退休金保障的社会运动；曾于步济时在普林斯顿有过一面之缘的进步作家Upton Sinclair，此时也在洛杉矶，提出“在加州消灭贫穷（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 / EPIC）”的竞选口号，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获得了1934年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提名，并在大选中赢得八十多万张选票。当时，加州正面临中部逃离“尘土带(dust bowl)”的大量移民压力（正如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当中描写的那样），导致共和党发动舆论攻势抹黑Sinclair，包括利用好莱坞的资源制作政治短片，渲染“共产主义在加州夺权”的恐慌。最终，Sinclair以三十多万票的差距输掉了选举。在今天看来，这可以称得上是Bernie Sanders代表的“民主党社会主义者”的前身。

在这动荡的形势下，步济时因为同情Townsend和Sinclair的政治运动，并在教学当中讨论与传播左翼社会理论，在1933年夏天被波莫纳学院校长突然通知解职（此时美国大学的终身长聘制度尚未完善，因此大学管理者对教授的聘用有着几乎独断的权力）。所幸步济时很快就收到了费城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聘用邀请，担任该校社会学系系主任十余年，直到退休。

天普大学位于费城市区，兼重通识课程和职业教育，吸引了背景各异的求学者，校园气氛活跃开放。在这里，步济时很快赢得同事和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他在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包括“社会改革理论”、“当代社会运动”、以及“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家庭”等等。和他交契深厚的同事包括专注于犯罪学研究与推动监狱改革的学者Negley K. Teeters。1936年，步济时最后一次出国访问，目的地是苏联，在列宁格勒与旧日精神导师Sherwood Eddy重逢。埃迪当时已经从基督教青年会时代的社会福音转而服膺于列宁和斯大林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治下的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步济时参观了集体所有制下的工业合作社。埃迪后来因为竭力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而受到诟病，而步济时的立场似乎较为持中。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国际左翼运动正处于内部极度分裂、外部受到右翼势力打压的特殊时期。而美国虽然在罗斯福主持下实行了国家主导的新政，却也因此而同化和收编了不少主张社会进步的激进力量。

在天普大学，步济时试图将自己和学生所面临的困境融合到教学实践本身当中。1938年，他在《高等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致讲述了自己在波莫纳学院和天普大学如何在课堂上介绍相互激烈冲突的社会理论。在文章开头，他引述了两个小故事：一位“东部著名大学”教授“处理”社会主义议题的做法是，在学期开头就详细讲几节课，剖析这一“错误的政治系统”，然后把讨论重心转移到“正确的政治理论“上去。另一位小型文理学院的教授对付班级上激进左倾学生的办法是，“马上把讨论课改成演讲……在气势和言辞上压倒他们。”步济时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与单纯的研究和学院训练相比，大学教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是要让年轻人们获得一种能够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当中“尽量完满地生活并参与工作”的能力。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去面对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至于究竟什么样的转变是好的、甚至必然的，美国人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步济时希望学生们能够在课堂上面对和分析这一分歧，而不是等着老师去告诉他们一条最正确的路径。

在本职工作之外，步济时负责主持了两期威尔斯利学院“社会进步研究会（Institute for Social Progress）”的暑期班，招募学生、图书馆员和普通工人参加，就类似的主题进行学习和辩论。1938年的主题为，“美国的一名普通公民在当今世界局势中可以做些什么？”1939年的主题则是“如何运作民主（How to make democracy work）？”此时，距离他在麻省诺斯菲尔德的夏季集会上报名去日本传教，正好整整三十年。彼时，青年会的理想是将社会福音传遍世界；此时，已经苍老的帝国和威尔逊们所缔造的一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新一代青年们在大萧条的满目疮痍中成年，能够团结他们的不是对某种理念或体系的虔诚，而毋宁说是一种被伤害和辜负的愤怒。

也是在1939年的夏天，第三帝国在欧洲的扩张正箭在弦上，而由满洲和华北烧起的战火已经蔓延大半个中国。随着北平的陷落，燕大师生开始了漫长艰苦的西征。战争，遍及全球的战争，成为步济时夫妇必须思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1940年夏天，步济时应邀到北卡罗莱纳大学做访问教授。临行前，步济时夫妇寄出了一封不寻常的信件，收件人是费城“栗子山”贵格会（Quakers Chestnut Hill Meeting），希望加入他们的组织活动。是什么促使他们作出了这一决定呢？

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四）

 4.

 

1928年秋天，司徒雷登校长在燕园欢迎返校的教职工。在场的除了步济时、刚刚升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许仕廉，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客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Edward Corwin。作为访问教授，Corwin和夫人计划在燕大教授秋季学期的课程，为时四个月。司徒雷登安排他们住在校长宅邸（后来的临湖轩）的客房，朝夕过从，也为日后的长远合作埋下了伏笔。

步济时档案中，留存着一份1928年底燕大“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的教职工名单：除了两名正教授步济时和许仕廉之外，又补充了若干新人：

牛卫华（Miss Jane I. Newell）, 1919年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毕业，博论题目是“美国妇女的基督教禁酒协会研究”，职位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杨开道，1927年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毕业，专业为农村社会学，职位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倪逢吉，1925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妇女地位之变迁”，职位讲师（instructor）；

言荣彰，硕士学位，讲师，1930年编辑《社会调查及社会统计书目》；

吴文藻，硕士学位，讲师；特别注明第二学期到校（吴不久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论文题目为“中国鸦片问题在英国舆论及行动中的体现”）

除了新晋年轻教师之外，还列出了三名“义务讲师（Honorary Lecturer)”，其中包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系教授兰安生（John B. Grant）和社会服务系教授浦爱德（Miss Ida Pruitt）。此外，基督教青年会的资深干事Jane Shaw Ward（华景侠）也在燕大定期授课。在一份写给《美国社会学杂志》的简报中，步济时还提到了燕大社会系新近推行的小班教学模式，以及学生代表与教师会协商治系的改革。由学生发起组织的“社会学俱乐部”日益发展壮大，拥有38名男会员和25名女会员。

对比步济时在建系初期的理念，可以看到燕大社会系在1928年同时保留了以研究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学与实践为主的社会工作两个方向，后者仍主要依靠与基督教青年会和协和医学院的关系。同一时期由许仕廉和杨开道发起的清河社会调查站，也包容了兰安生的农村医疗改革实践。1931年，牛卫华在美国“社会力（Social Forces）”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妇女解放和家庭文化变迁的综述，其中就引用了清河调查的数据。然而，她不久因故离开中国，在威斯康辛大学继续教育部挂职，再也未曾有过学术发表。另一位女性讲师倪逢吉1929年与梅贻琦胞弟、燕大哲学教授梅贻宝成婚后，退出社会系教职。梅贻宝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倪逢吉因为幼子夭折，而立志研究儿童福利，继而在燕大担任家政学教学工作。步济时归国后，杨开道和吴文藻迅速晋升为主管事务的正教授。至此，妇女问题与家庭社会学研究于是伴随着女性教师的退隐而消失在燕大社会学系历史的叙事中。

回过头来再说Edward Corwin。来到燕大的这一年，Corwin正好满五十岁。从密歇根大学1900届学生会主席、宾州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到普林斯顿威尔逊校长亲自提拔的青年教师，Corwin三十三岁就当上了正教授，并在1924年成为政治学系首任系主任。他对美国宪法的阐释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在维护总统的权威方面，为三十年代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扫清了障碍。在燕大度过愉快的四个月后，Corwin夫妇临行前在临湖轩举行了私人派对；很多中国学生用漂亮的花体英文写来感谢信，都收藏在他们今天的档案里。其中一位自称来自穷人家庭的山西学生，在信中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网球运动的热爱，并请求经济上的帮助。次年春天，他收到了一套崭新的网球和球拍，正是Corwin留下的。

离开中国前，Corwin在上海发表了题为“民主的教条与政治学的未来”的系列演讲，讲稿同年在上海出版。在演讲中，他给出了关于“政治行为主义”研究的纲领性意见：在一个国家中，大众的德性是不由个人性情和意识决定的，而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大环境的形塑。可以说，民众的头脑就像一张白纸（tabula rasa），具有被教育、甚至再教育的无限可能性；而手握权力的精英则是“制造同意”的少数。因此，政治学的要义在于教育大众，让他们理解国家存在的根本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最好的方式，并心甘情愿接受精英领导。他希望未来的政治学可以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一种具有规训性的、甚至“目的论的（telic）”知识。在1929年这个时间点上，美国社会科学的专业化、技术化走向与中国本土精英所渴望的经世济民之道之间，产生了一种冥冥中的契合。如果说清河正成为燕大师生试图改变中国的一个实验空间，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中国，正因其缺少“民主的教条”而成为Corwin验证自己学说的一个实验空间。此后二十年中，中美精英的合作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愈发紧密，然而其基调却与清末民初大不相同了。

随着Corwin夫妇返回普林斯顿，司徒雷登的亲笔信也紧随其后。1929年六月，司徒雷登在信中写道，这次访问对双方都“极为理想、非常满意”，并希望保持与他们的私人友情。与此同时，普林斯顿驻北京办公室也吸纳Corwin加入董事会成员，并在纽约紧锣密鼓地筹划下一步的行动。1929年九月，Corwin正式致信普大校长John Grier Hibben，讲述了自己在燕大的访问经历，称之为“中国目前唯一运作尚算正常的大学”，并敦促校长和董事会采取进一步扶持燕大社会科学学院的计划。Corwin认为，能在中国国土上拥有一个文化的落脚点，是“普林斯顿的幸运”，也是“为国家服务”的表现（此处借用了威尔逊担任普大校长时期的名言）。燕大社会科学学院的毕业生主修经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将来必在中国的各项事业中担当重任，能使他们受到中西结合、不偏不倚的良好教育，从长远来看无疑是美国的利益所在。

作为燕大教授，步济时也在1929年春季回到美国，参与扩大燕京社会科学学院资助的筹划工作。在一次普林斯顿驻北京办事处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中，步济时称中国“全无任何仇外情绪”，并极力称赞燕大中外师生平等而融洽的校园文化。和他本人两年前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评估相比，这套漂亮的说辞显然是为了争取普林斯顿校方加强与燕大的合作。当年十一月，步济时夫妇参加了一次在Corwin家中举行的派对，宾客盈门，欢声笑语，谈论着正在举行的校园橄榄球赛。在校长和董事会的支持下，普林斯顿驻北京办事处正式改组为“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Princeton-Yenching Foundation）”，开始了更为集中的筹资计划。1930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正式成立，也就是后来培养了无数政治精英的威尔逊学院。与此同时，燕大社会科学学院也在新的资金注入下，朝着成立一个类似的“普林斯顿-燕京公共事务学院”（Princeton-Yenchi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努力。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向公共事务的转变实际上在太平洋两岸同时发生，而不是单向的美国学术文化输出。当选首任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主席的，正是熟悉中美事务、人脉通达的甘博。

带着新任务的甘博，于1931年最后一次返回中国，完成了一部北平家庭生活方式调查的专著，又深度参与了晏阳初等人的定县实验。在30年代初期，燕大毕业的学生经过推荐，有了更多的出国留学机会；梅兰芳博士也于1930年初访美，Corwin夫妇是到纽约捧场的名流之一。吴文藻与谢婉莹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成婚；而多年追求谢婉莹不成的许地山，仍然以宗教系教师的身份在社会系兼课。在春和景明的普林斯顿与燕园，大约浑可忘却外面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苦痛。只不过在美国，Corwin主导下的一派即将迎来罗斯福主导的新政，而中国的军阀与南京政府仍在中原混战。燕园的一池湖水，也终于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29年夏，司徒雷登在给Corwin的信中，略述了一起不愉快的事件：步济时的老同事、时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许仕廉受到学生敌视，要求他辞职。背后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许仕廉早先曾鼓励学生成立国民党左翼团体（a left wing Kuomintang party group），然而“自己却又倒向了右派”。许的转向，多少与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背景相关。燕大学潮被北平的报界获知，闹出不少舆论关注；最后在司徒雷登的斡旋下，学生与许仕廉各退一步，以另选院长作为结束。许仕廉不久果然离开燕大，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后来在1937年全面战争打响之前彻底迁居美国，从此不问中国事务。

与此相比，步济时的隐退，则似乎无声无息。翻看耶鲁大学神学院收藏的1930年2月燕大社会系的学生手册，可以看到步济时仍然名列教授，只不过处于“休假”状态。手册首页的铅印标题，“社会工作（Social Work）”被划去涂改成了“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一字之差，却透露出学风世相的嬗变。同年五月，史黛拉在海外传教士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速写，题为“移植（Transplantings）”。在回顾了少小离家、在异国他乡长大的甘苦之后，她写道：

“然而，有些草木，则必须经过异域的土壤，才能愈发强壮繁茂……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扦插的苗木，近来正从外国的土壤上重新移植（retransplantation）回到故乡。在这里，我们重新认识那句古老的传教士口号：‘耕地即世界（The field is the world)！”

这关于“移植”的冥想，似乎印证着步济时夫妇正在作出的一个重大抉择。1930年秋天，步济时结束了在中国的二十年事业，举家搬到南加州，成为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社会学系副教授。时年四十七岁。

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三）

 3.

 

1920年7月，吴佩孚率领的直系军阀北上讨伐皖系主导的北洋政府，在北京周边一番战斗后，以直系取胜、安福内阁倒台为结局。在兵临城下、人心惶惶的那段时期，步济时恰好是驻守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唯一外国干事（其他同事都出差或告假在外）。为了避免逃兵进城劫掠，步济时和北京城内的其他基督教会组织、以及佛教、伊斯兰教领袖一起，筹划了接收难民、发送救济粮食的临时方案。与此同时，他也作为中间人，与驻扎北京领馆区的美军部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商定倘若京汉、京奉铁路被阻断，由外国人出面斡旋确保南方运来的粮食得以进京。后来，他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写成一篇报道，发表在《普林斯顿校友通讯》上。“普林斯顿在北京的社会工作大有可观，”他写道，“我们已经在这里站稳脚跟，帮助中国人加强和改善他们的社会组织。”这场“1920年革命”在步济时眼中，正是一年前的五四运动中市民觉醒所带来的结果。他眼中的“爱国者”吴佩孚将军入主北洋政府，而北京市民也得以幸免于劫难。

也是在1920年前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逐渐过渡到以华人干事主导的模式，而普林斯顿在北京的工作则随着在华教会组织向高等教育转型的大趋势而发生深刻的变化。1919年初，司徒雷登带着他的传教士背景受命成为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合并了原本自成体系的若干所教会学校，并取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力资助，开始在西郊营造燕园。步济时就在此时被任命为燕大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的系主任，职称为副教授。普林斯顿派驻北京青年会的干事也有不少成为燕京大学初创时期的兼课教员，如英文系的Lawrence Mead，历史系的Richard Ritter，社工系的Lennig Sweet（当时科罗拉多州州长William Sweet之子）。虽然燕大保留了神学院和宗教生活，但整体定位和运营都朝着更为世俗化的高等教育院校转变。通过步济时等人的努力，普林斯顿校友会成功募集到了足够的款项，用来支付燕大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部分教员工资。1925-26年，普林斯顿生物系教授Edwin Conklin应邀访问燕大，并在促进校方继续与燕大合作的决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政治系教授国际法与外交关系的徐淑熙（Hsu Shu-hsi）、以及后来成为步济时同事的许仕廉（Leonard Hsu），都是在这一时期加入燕大的新晋中国学者。

在1926年燕园建成前，步济时和史黛拉把家从哈德门搬到了西郊，在那里养育九岁和七岁的两个儿子。他将燕园中西元素融合的建筑拍照发布在“普林斯顿-北京通报（Princeton-Peking Gazette）”上，两人也走遍了北京西郊的各处园林。以下这张照片，珍藏在他们夫妇的档案中，是我最为欣赏的一张：他们登上颐和园佛香阁，凭栏远眺昆明湖上的十七孔桥。两个人的背影单纯可爱，像是永远看不够眼前的美景。从青年会干事夫人转变成教授夫人的史黛拉并没有赋闲。她和其他女眷们在西郊开辟菜园，自食其力，还写下一首打油诗推销“燕大罐装西红柿”。1924年，她将自己在北京十几年来所作的短诗结集，题为《北京的骆驼商队》（A Peking Caravan），在上海出版。步济时为妻子的诗集配上插图，画的是一只安闲闭目的骆驼。

司徒雷登时代的燕园，并不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步济时希望燕大继续传承引领他和同事们来到中国的“服务精神”。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自己建设社会学系的主旨，希望“将社会理论的训练和在城市和乡村中的实地工作结合起来”，让学生不仅能学到书本上的知识，更接受“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史黛拉也没有满足于教授夫人的角色，而是更为活跃地参与公共生活，包括写作和演讲。在她的手稿中，一篇题为“机车头还是餐车”的演讲稿，是为1925年12月的旅华外国人“北京母亲俱乐部（Peking Mothers’ Club）”聚会而作。史黛拉向听众提出以下问题：传教士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新局势下，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继续引领时代变革的潮流（“机车头”），还是甘居人后（“餐车”）？她鼓励在座的女性们，将老一代传教士的传道精神用于“人类族群和平共处”的新事业去。而这一精神最为直接的应用，便在于“全力以赴地反对一切战争……如果你曾对中国的年轻人有过任何了解，便会知道西方世界的好战已经让我们的文明在东方人的眼中失去了信用。”这样的言论，在20年代中期的北平，甚至是燕大校园中，都不免是有些刺耳的。然而这一同情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反对白人优越特权的立场，在步济时夫妇的公开言论中日益明晰。

1925-27年的中国所发生的大事，始于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高涨的民族注意情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发起的北伐，以及苏俄影响之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些新趋势让在华的外国人既兴奋又紧张。1926年，史黛拉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更加直白地指出，“在东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必须坐正去倾听，那些控诉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她所有苦痛的声音……而不要指望去驳斥和抗议这些指控。”1927年，步济时夫妇在社会工作刊物Survey Graphic上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在中国的利益（The American Stake in China）”，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文章开头便指出，与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的资产相比，美国教会和教育机构在中国经营多年的心血更加珍贵，是更加值得维护的利益。然而随着国民革命席卷全国，新中国的政府必将寻求对宗教和教育机构更集中的控制权和发言权，这必然会导致已经习惯拥有各种特权的白种人感到失落和不平。在文章中，步济时夫妇试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服美国读者正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卅事件后，史黛拉记录了东四街头的一家布店掌柜对她说的话：“太太，您说的都没错……但是请让我告诉您，外国人不会和我们平等相处，他们不把我们当成一样的人……他们不会讲理！”然而在文章最后，他们也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美国精英尚且不能在自己国境内消除针对“黑人、南欧移民和犹太人”的社会、经济和种族歧视，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平等看待远在东亚的中国呢？

在国民革命军发动全面北伐的1926年，步济时全家决定离开北京，回到美国，定居在纽约城北郊的白原（White Plains NY）。这一安排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步济时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社会学博士学位，然而也多少包含了步济时夫妇为两个接近入中学年龄的儿子所作的打算。又或许，在燕大社会学系的小环境里，资历最深、却仅拥有硕士学位的步济时多少感到来自校方和同事的压力。十七年前，以候选传教士身份对纽约华埠所做的简短研究，似乎已经不能满足在燕大教学的需要。接替他担任代理系主任的许仕廉是艾奥瓦大学的博士；主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陈达也是哥伦比亚社会学博士。在不到两年定居纽约的时间里，步济时将多年在北京积累的社会调查资料重新加以整理，写成了题为《北京的行会》的博士论文。

在博论致谢中，他特别提到了协助进行采访的中国学生，以及燕大的同事。此外，甘博先生“慷慨地将两名研究助理调拨给我们的工作”，并准许步济时在论文中全文征引此前甘博描述北京盲人行会集会的一篇文章。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甘博与步济时短暂的合作背后所流露出的阶层与志趣差异。对甘博而言，中国民间社会与他生长环境如此不同，而这差异本身吸引着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返中国，透过照相机和访谈在短期内收集大量田野资料。然而对步济时来说，中国社会是一个饱经苦难而又生机勃勃的实体，他既欣赏其差异之美，又热忱地盼望疗救它的病灶。因此，沉浸在社会工作中的十七年时间，让他能够对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感同身受，并对自身和他人所带有的偏见极其敏感。当他发现，原来中国所经受的苦难其实并非独有，而是与美国本土少数族裔人民存在共通之处的时候，便在暗中开启了另一种抉择——是继续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回到中国，还是以陌生化的视角，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美国？

1928年六月，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步济时决意独自离开美国，以正教授、社会学系主任的身份返回燕大述职。在儿子大卫日后的口述回忆中，这一决定似乎是史黛拉所不乐意见到的。他们不会预知的是，大萧条即将在一年后席卷全球，也将彻底改写他们的人生轨迹。从未长久分离的一家人，该如何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二）

 2.

 

踏上中国的土地，步济时首先遇见的是中国的劳工。与日本的情形相比，上海的码头搬运工人“比较喧闹，缺乏协调，然而似乎更强壮”。从上海转乘轮船到天津大沽口，再乘火车抵达京师正阳门东站（京奉铁路的一段）。自从1897年便来到中国传教的普林斯顿校友Robert Gailey到车站迎接他。相传在庚子年，义和拳民围攻天津教会时，曾经是橄榄球运动员的Gailey曾经“一手挟着一位受伤的中国同事冲出重围”。当时，筹建青年会北京大楼的款项已经从热爱慈善事业的费城大亨John Wanamaker处募到，普林斯顿校友会则负责购置器材和资助包括步济时在内的干事工资，并营建他们在北京的私人住宅。步济时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将青年会在受新式教育的中国学生当中推广。在北京最早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不少传教士界的传奇人物，包括曾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A.P.Martin）。

然而步济时和青年会的抱负却和老一代的传教士不同。在内部，他们从不使用“向中国人传福音（evangelize the Chinese）”这类的说法，而是带着自己的信仰，去和正在寻求新事物、渴望改变命运的中国人接触，去细水长流地塑造他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步济时见证了清帝国日薄西山的最后时光；庚子事变之后，八国联军留下了小股部队，以继续保护各国领馆人员为名义，驻扎在前门附近。1905年废除科举后，京师贡院的一部分号房被拆除，改建成供外国人休闲的网球场。史黛拉1910年从美国赶到北京，和步济时团聚。1912年初，正是民国肇造，兵荒马乱之时，步济时夫妇离开北京，前往当时已归日本殖民政府管理的朝鲜汉城小住，在那里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小孩，取名John Burgess junior，中文名步天衢。可惜天不假年，回到北京后婴儿夭折。在步济时夫妇的家庭文件中，也赫然留下了中国友人寄来的慰问卡片，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孩子的姓名。此后，史黛拉又经历了数次流产，直到1917年和1919年连续产下两个健康的男孩，分别取名大卫和芬顿。

民国肇造，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也在北京落成。步济时和陆续前来的年轻传教士一起，致力于传播所谓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而非借用圣经故事的奇迹去向大众布道（见《革命之火的洗礼 : 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 1919-1937》邢军著 ; 赵晓阳译）。他注意到，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相比，“更坦诚和独立，不被习惯所束缚”，称赞他们像“未被开采的纯金”一样珍贵。他们不关心形而上学和教义，而是急于寻找有效的行动纲领。步济时向学生们建议，如果想要改造旧社会，不妨从了解身边的穷人开始。在青年会开设的夜校课程之外，一个非正式的“北京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开始在步济时家中聚会，最盛时期曾经有七百人注册报名。首先开展的一项研究是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学生设计调查问卷，到街头去采访，每一个接受采访的车夫可以获得五个铜子的报酬。参加活动的中国学生，不少就读于在华北各地开设的教会学校，如位于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兼通中英文。后来成为海关总署负责人的丁贵堂（Ting Kwei-tang），以及追随步济时夫妇到燕京大学、后来成为民族学大家的李安宅（An-che Li），都是这一时期青年会的热心成员。

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短短的几年，快速崛起的美国将扶助大洋彼岸年轻的中华民国视为自身历史使命的一部分。1910年前后，中国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抵达美国，而美国的教育和慈善机构也更加着力于在中国营造新的落脚点。在一份普林斯顿大学的内部报告中，Gailey敦促校方快速采取行动，在北京扩大影响力，因为宾州大学正派人前往广州（参与经营广州格致书院Canton Christian College的医学部，岭南大学的前身），耶鲁大学正进驻湖南（湘雅医学院），而哈佛大学正考虑向印度发展。步济时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向普大校友通讯报道和宣传他们在北京青年会的工作，在读者心中建构一个年轻而充满希望的中国。自小喜欢文学的史黛拉也从旁协助。1916年双十节，她为普林斯顿的中国留学生写了一首诗祝贺国庆。开头是这样的：

“在列国聚会的厅堂当中／站立着两个共和国

互致诚挚的问候／她们紧紧地握手……”

代表中国的褐发女孩“年齿尚小／总是急急忙忙”，穿着五色旗图案的衣服；代表美国的是个“瘦高的金发女孩”，披着星条旗图案的袍子。美国女孩向中国女孩祝贺生日，而中国女孩则向前者请求帮助，“我剪去辫子／也才过五年”。美国女孩则保证倾囊相授“一百四十年的共和国理念”，然而末尾却话锋一转，加了一段独白：

“但是，我的朋友，你也有你的事迹／从尧和舜的时代开始；

你清楚你的祖先／如何做出他们的伟绩；

当你的文化全盛时／我们还在暗夜中；

你的史籍早已完备／早在数百年之前；

所以，请你接受我的经验／一百四十年前开始的积累；

但也请回赠你的所有／为了中国（Chung Kuo），让我们举杯！”

撇开写作技巧本身不论，史黛拉将中美关系想像成两个女孩的亲密友谊，了无隔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在这个框架下，美国十分欣赏中国的历史文明，而不是投射无条件的优越感。中国（Chung Kuo）在这段时期的美国精英想象中，既古老又年轻；其古老的文明传统在年轻共和国的躯壳里，失去了陌生的神秘感，也不再具有威胁性。然而从当下向未来延展的时间里，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却是没有疑问的。美国建国以来一百四十年的复杂历史被缩约简化，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白皙天真的女孩，正如那些在诺斯菲尔德慨然投身于传播社会福音的年轻人一样。向内，是狂飙突进的“进步年代（Progressive Era）”；向外，是将美国本土的基督福音传布全球。在一战期间来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普林斯顿毕业生Richard Ritter总结道，他们抱有一种纯洁而确定的理想，那就是“相信上帝、相信威尔逊”。

在Ritter的回忆里，步济时显然是个“乡绅家庭教养的反叛者”，在本职之外，总是不忘去穷人当中工作。其他陆续从普林斯顿来到北京的年轻学生，也各自探索着自己的人生道路。1916年来到中国的甘博总是带着他的格拉菲牌（Graflex）照相机，到街头去拍摄市井百态，并很快学会了中文，可以和老百姓交谈。甘博的儿时好友Walter Young则专注与在青年会教授商学课程，他的兄弟Arthur Young后来成为南京政府的长期经济顾问。一战当中，北京青年会干事Amos Hoagland受命前往法国，去协助中国派去的华工，却在路上赶上1918年爆发的大流感，客死他乡。在北京的生活平静而舒适，“鲜少犯罪”。让美国人特别感到惊讶的，是北京城里的穷人和富人比邻而居，没有贫民窟的现象。Ritter认为，“把中国生活中最坏的和西方生活中最好的去作比较，是不公平的。”

然而，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终究需要依靠他们的中国佣人生活。初到北京的青年会干事工资每月一百银元，他们的仆人则只有八元。步济时在自传中，直言不讳地称之为“白人传教士的霸权统治(the over-lordship of the white missionary)。”即便是住在“普林斯顿大院”中的单身青年干事们，表面上过着“服从、禁欲、清贫”的生活，每周周末仍继续着小圈子内部的社交生活，在较为年长的干事家里用晚餐，“晚上七点钟开始的聚会，着深色正装；八点钟开始的聚会，着正装深色领带；九点钟开始的聚会，则燕尾服配系白领带”。类似于后来的和平队（Peace Corps），大部分来到中国的美国青年将这里的生活视同于一种短期旅行和历练。甘博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兴趣则显然远远超出同侪。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出资雇用研究助理，在1918-19年间对北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社会调查，写成《北京：一部社会调查》一书。

如果我们结合两人此前的经历来看，步济时基于对纽约华埠的研究，显然在社会调查方法上经验较为丰富。然而甘博的贡献则在于出众的中文语言能力、从摄影中获得的图像材料、以及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两人志趣的共通和互异之处，早在这本书中就有明确的体现。1921年的英国之行后，步济时回到北京继续工作，而甘博则留在美国，与来自康乃狄格州的Elizabeth Lowe成婚，直到1924年才重返北京。

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一）

1.

 

1883年7月12日，John Stewart Burgess出生在新泽西州盘宁顿小城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父是苏格兰血统的英国人，小手工业者，成年以后通过夜校学习化学和工业生产知识，与合伙人成立了一家瓷器工厂。1847年，Burgess一家移民美国开设分公司，逐渐做到了纽约商会主席的地位，儿子（也就是步济时的父亲）也进了普林斯顿读大学，1877年毕业，接手了家族生意。步济时就成长在这样一个由严格的长老会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和普林斯顿校友会主导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他回忆父亲“对参加每年的校友聚会比教会活动还重视。”家教极其严格，近乎古板：“母亲教训我的时候，打得比较轻；父亲打得比较重。”

步济时家族在新泽西生产瓷器的那些年里，甘博的祖父James Gamble则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生产肥皂。James Gamble是个做肥皂的爱尔兰人，在爱尔兰1830年代大饥荒时移民美国，在辛辛那提遇见英格兰移民、做蜡烛的工匠William Proctor。Proctor和Gamble娶了诺里斯姐妹，也因此而合伙做起生意，造就了后来的宝洁公司（P&G）。早在美国内战时，P&G就通过军方订单发了大财。1890年甘博出生时，Gamble家族已经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豪，那至今畅销的“象牙肥皂”，据说就是在辛辛那提祖宅的厨房里研制出来的配方。甘博从小就跟随父母每年冬天到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过冬。1908年，甘博被普林斯顿录取时，父母在帕萨迪纳投资营建的豪宅刚刚落成。和俭朴自律的步济时家族相比，甘博的成长环境无疑更加优越，也造就了他外向、自信、充满亲和力的性格。

同为十九世纪的新移民，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与长老会教派的苏格兰移民在美国势同水火。在步济时的回忆中，家族和教会从小就向孩子们灌输歧视天主教移民的观念。然而这安稳而确定的小环境终将被打破。步济时的大学生涯开始时，正好赶上伍德罗·威尔逊上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对师资和学制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改革，校园里也充斥着来自美国各地的精英子弟。新泽西小工业产主家庭背景让他被归为学生群体中“社会地位不行”的百分之四十。内向的步济时发现自己完全无法融入另外“百分之六十”的圈子，特别是小团体盘踞、充满“激烈竞争和阴谋诡计”的“俱乐部食堂（eating clubs）”。大三那年（1904年），他和一些同学另起炉灶，成立了“阳台俱乐部（Terrace Club）”。“阳台”后来也成为普林斯顿校园里第一个放宽准入条件、并允许女生加入的俱乐部食堂。

二十世纪初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那些身份各异的年轻人都在想些什么？步济时注意到，几乎无人讨论当代社会问题。无论各自的家庭背景如何，同学们“将宗教放在一个口袋里，哲学与科学放在另一个口袋里”，小心地不让它们发生冲突。步济时学得最好的科目是哲学，对经济学则感到头痛。在校园中，他仍感到落落寡欢，想要得到更多的友谊，却不知道该如何做。他的注意力逐渐被他人的命运所吸引。步济时在自传中特别提到，也就是在那几年，身无分文的记者Upton Sinclair常常出现在校园，借用图书馆的空间写作那部以描述恶劣生产环境和工人凄惨遭遇而成名的小说《丛林》（The Jungles）。毕业之后的夏天，步济时没有听从家庭安排，而是决定前往麻省诺斯菲尔德镇（Northfield），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夏令营。

夏日风景如画的诺斯菲尔德，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席卷美国的青年志愿者狂热的圣地。1886年夏天开始，来自美国各大学校园的学生在那里聚会，研读圣经，听取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传教士热情洋溢的演讲，而最终的目的其实是为不断壮大的基督教青年会招募工作人员。据时人回忆，组织者精心安排的演讲日程，将前往陌生国家传教所经历的磨难和狂喜描述得栩栩如生，引导着听众与之歌哭舞蹈（这也许可以算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一种前身）。通常在夏令营结束时，总有若干深受感染的青年签下志愿书，报名接受青年会组织安排到世界各地去。1905年夏天，内向而虔诚的步济时就在诺斯菲尔德报名志愿前往日本工作一年，主要工作是教英文。这一决定让父亲大发雷霆。然而一年过去之后，他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决定继续留在亚洲——因为在那里遇见了自己心仪的女孩。

三十多年后，步济时回忆起在东京初遇浸礼宗牧师的女儿史黛拉·费舍尔（Stella Fisher）的情形：“俊朗的深色头发女孩，声音不寻常地悦耳”。史黛拉1881年出生于芝加哥，长步济时不到两岁，从小随父母在日本长大，会说日语。成年后，她回到美国上大学，从Kalamazoo College毕业，旋即回到日本，在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帮忙做一些助理工作。两人相遇时，步济时正在东京的一处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夜校教英文，在那里修习商贸专科的学生多达八百人。相处一年之后，步济时在一次旅日美国人的聚会上向史黛拉求婚。虽然史黛拉曾经声称自己“绝对不要嫁给传教士，”但两人事实上都未彻底摆脱家庭影响，而是将宗教信仰溶于一种更广泛的对社会进步的追求。在日本的生活更让他们看到，基督教体系中的普世思想如何在世界各地引起各异的回应。

1907年，步济时和史黛拉一起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世界基督教大学生志愿者集会。步济时注意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代表发言相当出色，“英文说得比日本代表要好。”在会上，步济时认识了当时正担任基督教青年会驻印度总干事的埃迪。埃迪建议他回美国修一个研究生学位，再回亚洲工作，并告诉他，普林斯顿校方正在计划资助一位到亚洲服务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的资历正好契合这个机会。在日本与中国之间，步济时出于好奇地选择了中国。

1909年夏天，步济时完成硕士学位的课程，并以一篇讨论纽约唐人街“广东籍商人的休闲生活及其所凸显的性格”为题的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因为语言不通，步济时首先阅读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当时所藏的所有关于广东社会和南洋贸易的英文文献，试图从中提炼出广东商人的性格特征，然后通过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陈先生”（“陈先生”因为拥有科举考试中的进士头衔——步济时称之为“旧制度下的博士学位”——而在当地广受尊敬）进行了对华埠十三位移民的采访，得出了“广东移民之性情与本土居民并无二致”的观察。这一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地理决定论和人种决定论色彩。对社会关系的观察并非为了了解“社会”本身，而是一个族群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甚至征用了西方传统医学语汇（形容中国移民“phlegmatic”——多痰的体液特质；冷静的，不易激动的）。然而这些看似木讷的移民，在工作中“极其勤俭、节制”，唯一的休闲活动却是喜欢光顾热闹的戏院，用“俗艳”的颜色装点住宅，以及举办节庆活动。此外，既有的社会关系更是用来理解和预测这一族群未来发展的证据：华人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令人印象深刻，各色行会和秘密会党几乎主宰了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在组织内部，人们的关系相对融洽和平等（店主和劳工同桌吃饭），然而对外则极其抱团，睚眦必报。因此，步济时认为，华人的社区建设在未来大有可为，问题只是如何加以引导和帮助。

步济时将纽约华人的困境归咎于美国社会对移民的强烈歧视，以及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种族暴力；这导致鸦片烟和赌场泛滥，在暗处消磨着人们的生命。在有限的访谈工作之外，步济时还到访了华埠的教会和学校，发现二代移民和父母相比，已经体现出极其鲜明的价值观差异。第一代移民大多语言不通、鲜少喜好体育锻炼，而他们的孩子却在纽约的公立学校中表现良好。步济时最后得到如下乐观的结论：应该通过放宽移民政策，给予华人更多政治权利、让他们能有意愿参与到社区建设当中。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这样一份建立在社会调查基础上的研究，在最后提交的版本里，封面的“社会学”专业被划去改成了“政治学”。社会科学内部的分野尚未清晰，在一个即将投身于基督教志愿者事业的年轻人眼里，社会学和政治学有多大差别呢？去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不也是一种政治行动吗？）

按照与史黛拉的约定，步济时硕士毕业后不久，两人在美国举行了婚礼；婚纱的刺绣上融入了日本风格的图案。婚后，史黛拉留在家里照看生病的兄弟，步济时返回普林斯顿，为中国之行做准备。威尔逊校长在送行仪式上致辞，听众显得无精打采——毕业多年之后，内向的步济时在应酬场合仍然感到窘迫，只盼着早日出发。

1909年十二月，步济时乘坐轮船抵达上海。漫长单调的船上生活戛然而止，扑面而来的是“大声叫嚷的汹涌人潮”。

时值晚清宣统元年。

（待续）

“无声而难以回答的反叛”：燕京大学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教授归国记（引言）

（草稿小范围发布，请勿转载）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一个夏夜。由白星航运（White Star Line）承运的邮轮“亚得里亚号”正横跨大西洋前往英国。当晚，一群乘客为同行的旅伴甘博先生（Sidney Gamble）举行了生日派对。觥筹交错之际，甘博的同事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独自回到二等舱休息。多年以后，步济时在自传中写道：“我没告诉他们，其实还有一个人在这天过生日——那就是我。”

 

当时，甘博和步济时的身份同是基督教青年会驻北京分会的干事。他们也同时作为校友为普林斯顿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出力：步济时毕业于1905年，1909年被派往北京，协助先期前往的Robert Gailey（1897年硕士毕业到达中国）与Dwight Edwards（1905年毕业）。1913年，由基督教青年会和普林斯顿校友会共同募款兴建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在哈德门大街落成，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出席典礼，按下按钮开启大门。1916年，甘博（1912年毕业）和其他五位同学一起，加入普林斯顿驻北京团队，住在遂安伯胡同八号的一处旧日官邸改造成的单身青年宿舍----后来被称作“普林斯顿大院（Princeton Court）”。1921年，步济时和甘博合作完成的《北京：一部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在纽约出版，并请到基督教社会运动领袖埃迪（G.Sherwood Eddy）作序。当年夏天，二人前往英国，参加埃迪主持的暑期培训，而上述的生日派对就发生在这次越洋旅程中。

 

今日中国研究的学者，大多听闻过甘博的事迹，浏览过他对北京郊区妙峰山庙宇的研究，或至少见到过他在中国期间所拍摄的几千张照片，足可称为珍贵的视觉资料。甘博的后人为他成立的甘博基金会，将这些照片编目放在杜克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上，供人自由浏览。甘博的名字还和晏阳初、李景汉等人主持的定县乡村教育实践联系在一起，四九年之后，甘博在美国将相关的研究资料整理出版为一系列英文著作。八十年代，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为甘博的作品写序，赞扬他的研究“开放、清醒，聪明的方法论（尽管并非毫无争议），并且富有惊人想象力”，他拍摄的照片“生机勃勃、热情洋溢，却不矫揉造作……冷静而从不残忍，揭示了中国长期革命过程中，人们所经受的深沉而真实的痛苦”（来源：维基百科）。而除了“甘博的合作者”身份之外，步济时的名字则仅仅出现在中国社会学科历史叙述的开头，随即隐去：“1919年燕京大学在北平成立时，美国社会学家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即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社会学。1922年，燕京大学正式成立社会学系，步济时成为首任系主任，而6名教师均为美国人，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学系之一”（来源：北大社会学系网站）。这样一个与中国近代社会运动与社会研究渊源深厚的人物，为何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叙述中？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离开了自己参与缔造的青年会与燕园，又向何处去？

 

近几年来，我在工作之余，得以浏览一部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步济时夫妇档案，以及查阅普林斯顿在北京机构的相关资料。本文以此为依据，试图勾勒出步济时后半生的大致轮廓，希望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历程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角度。步济时的夫人史黛拉（Stella Fisher Burgess）生长于日本基督教传教士家庭，后来成为活跃的作家和演讲者，她的理想与步济时的人生抉择是不可分割的。1930年，步济时夫妇举家迁回美国本土，而甘博则继续穿梭于中美之间，这两种态度事实上展现了1920年代末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促成美国文化、教育界对中国深刻关注的因素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由传教士背景的基督教社会进步运动所发起的全球交流也朝着学科专门化、教育机构化的方向突飞猛进。而也恰好在这个当口，步济时夫妇选择结束他们在中国二十年的工作回到美国。百年后，在不确定性成为新常态的今天，我们能从步济时的悄然隐退中解读出什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