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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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7月12日，John Stewart Burgess出生在新泽西州盘宁顿小城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父是苏格兰血统的英国人，小手工业者，成年以后通过夜校学习化学和工业生产知识，与合伙人成立了一家瓷器工厂。1847年，Burgess一家移民美国开设分公司，逐渐做到了纽约商会主席的地位，儿子（也就是步济时的父亲）也进了普林斯顿读大学，1877年毕业，接手了家族生意。步济时就成长在这样一个由严格的长老会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和普林斯顿校友会主导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他回忆父亲“对参加每年的校友聚会比教会活动还重视。”家教极其严格，近乎古板：“母亲教训我的时候，打得比较轻；父亲打得比较重。”

步济时家族在新泽西生产瓷器的那些年里，甘博的祖父James Gamble则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生产肥皂。James Gamble是个做肥皂的爱尔兰人，在爱尔兰1830年代大饥荒时移民美国，在辛辛那提遇见英格兰移民、做蜡烛的工匠William Proctor。Proctor和Gamble娶了诺里斯姐妹，也因此而合伙做起生意，造就了后来的宝洁公司（P&G）。早在美国内战时，P&G就通过军方订单发了大财。1890年甘博出生时，Gamble家族已经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豪，那至今畅销的“象牙肥皂”，据说就是在辛辛那提祖宅的厨房里研制出来的配方。甘博从小就跟随父母每年冬天到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过冬。1908年，甘博被普林斯顿录取时，父母在帕萨迪纳投资营建的豪宅刚刚落成。和俭朴自律的步济时家族相比，甘博的成长环境无疑更加优越，也造就了他外向、自信、充满亲和力的性格。

同为十九世纪的新移民，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与长老会教派的苏格兰移民在美国势同水火。在步济时的回忆中，家族和教会从小就向孩子们灌输歧视天主教移民的观念。然而这安稳而确定的小环境终将被打破。步济时的大学生涯开始时，正好赶上伍德罗·威尔逊上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对师资和学制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改革，校园里也充斥着来自美国各地的精英子弟。新泽西小工业产主家庭背景让他被归为学生群体中“社会地位不行”的百分之四十。内向的步济时发现自己完全无法融入另外“百分之六十”的圈子，特别是小团体盘踞、充满“激烈竞争和阴谋诡计”的“俱乐部食堂（eating clubs）”。大三那年（1904年），他和一些同学另起炉灶，成立了“阳台俱乐部（Terrace Club）”。“阳台”后来也成为普林斯顿校园里第一个放宽准入条件、并允许女生加入的俱乐部食堂。

二十世纪初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那些身份各异的年轻人都在想些什么？步济时注意到，几乎无人讨论当代社会问题。无论各自的家庭背景如何，同学们“将宗教放在一个口袋里，哲学与科学放在另一个口袋里”，小心地不让它们发生冲突。步济时学得最好的科目是哲学，对经济学则感到头痛。在校园中，他仍感到落落寡欢，想要得到更多的友谊，却不知道该如何做。他的注意力逐渐被他人的命运所吸引。步济时在自传中特别提到，也就是在那几年，身无分文的记者Upton Sinclair常常出现在校园，借用图书馆的空间写作那部以描述恶劣生产环境和工人凄惨遭遇而成名的小说《丛林》（The Jungles）。毕业之后的夏天，步济时没有听从家庭安排，而是决定前往麻省诺斯菲尔德镇（Northfield），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夏令营。

夏日风景如画的诺斯菲尔德，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席卷美国的青年志愿者狂热的圣地。1886年夏天开始，来自美国各大学校园的学生在那里聚会，研读圣经，听取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传教士热情洋溢的演讲，而最终的目的其实是为不断壮大的基督教青年会招募工作人员。据时人回忆，组织者精心安排的演讲日程，将前往陌生国家传教所经历的磨难和狂喜描述得栩栩如生，引导着听众与之歌哭舞蹈（这也许可以算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一种前身）。通常在夏令营结束时，总有若干深受感染的青年签下志愿书，报名接受青年会组织安排到世界各地去。1905年夏天，内向而虔诚的步济时就在诺斯菲尔德报名志愿前往日本工作一年，主要工作是教英文。这一决定让父亲大发雷霆。然而一年过去之后，他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决定继续留在亚洲——因为在那里遇见了自己心仪的女孩。

三十多年后，步济时回忆起在东京初遇浸礼宗牧师的女儿史黛拉·费舍尔（Stella Fisher）的情形：“俊朗的深色头发女孩，声音不寻常地悦耳”。史黛拉1881年出生于芝加哥，长步济时不到两岁，从小随父母在日本长大，会说日语。成年后，她回到美国上大学，从Kalamazoo College毕业，旋即回到日本，在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帮忙做一些助理工作。两人相遇时，步济时正在东京的一处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夜校教英文，在那里修习商贸专科的学生多达八百人。相处一年之后，步济时在一次旅日美国人的聚会上向史黛拉求婚。虽然史黛拉曾经声称自己“绝对不要嫁给传教士，”但两人事实上都未彻底摆脱家庭影响，而是将宗教信仰溶于一种更广泛的对社会进步的追求。在日本的生活更让他们看到，基督教体系中的普世思想如何在世界各地引起各异的回应。

1907年，步济时和史黛拉一起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世界基督教大学生志愿者集会。步济时注意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代表发言相当出色，“英文说得比日本代表要好。”在会上，步济时认识了当时正担任基督教青年会驻印度总干事的埃迪。埃迪建议他回美国修一个研究生学位，再回亚洲工作，并告诉他，普林斯顿校方正在计划资助一位到亚洲服务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的资历正好契合这个机会。在日本与中国之间，步济时出于好奇地选择了中国。

1909年夏天，步济时完成硕士学位的课程，并以一篇讨论纽约唐人街“广东籍商人的休闲生活及其所凸显的性格”为题的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因为语言不通，步济时首先阅读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当时所藏的所有关于广东社会和南洋贸易的英文文献，试图从中提炼出广东商人的性格特征，然后通过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陈先生”（“陈先生”因为拥有科举考试中的进士头衔——步济时称之为“旧制度下的博士学位”——而在当地广受尊敬）进行了对华埠十三位移民的采访，得出了“广东移民之性情与本土居民并无二致”的观察。这一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地理决定论和人种决定论色彩。对社会关系的观察并非为了了解“社会”本身，而是一个族群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甚至征用了西方传统医学语汇（形容中国移民“phlegmatic”——多痰的体液特质；冷静的，不易激动的）。然而这些看似木讷的移民，在工作中“极其勤俭、节制”，唯一的休闲活动却是喜欢光顾热闹的戏院，用“俗艳”的颜色装点住宅，以及举办节庆活动。此外，既有的社会关系更是用来理解和预测这一族群未来发展的证据：华人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令人印象深刻，各色行会和秘密会党几乎主宰了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在组织内部，人们的关系相对融洽和平等（店主和劳工同桌吃饭），然而对外则极其抱团，睚眦必报。因此，步济时认为，华人的社区建设在未来大有可为，问题只是如何加以引导和帮助。

步济时将纽约华人的困境归咎于美国社会对移民的强烈歧视，以及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种族暴力；这导致鸦片烟和赌场泛滥，在暗处消磨着人们的生命。在有限的访谈工作之外，步济时还到访了华埠的教会和学校，发现二代移民和父母相比，已经体现出极其鲜明的价值观差异。第一代移民大多语言不通、鲜少喜好体育锻炼，而他们的孩子却在纽约的公立学校中表现良好。步济时最后得到如下乐观的结论：应该通过放宽移民政策，给予华人更多政治权利、让他们能有意愿参与到社区建设当中。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这样一份建立在社会调查基础上的研究，在最后提交的版本里，封面的“社会学”专业被划去改成了“政治学”。社会科学内部的分野尚未清晰，在一个即将投身于基督教志愿者事业的年轻人眼里，社会学和政治学有多大差别呢？去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不也是一种政治行动吗？）

按照与史黛拉的约定，步济时硕士毕业后不久，两人在美国举行了婚礼；婚纱的刺绣上融入了日本风格的图案。婚后，史黛拉留在家里照看生病的兄弟，步济时返回普林斯顿，为中国之行做准备。威尔逊校长在送行仪式上致辞，听众显得无精打采——毕业多年之后，内向的步济时在应酬场合仍然感到窘迫，只盼着早日出发。

1909年十二月，步济时乘坐轮船抵达上海。漫长单调的船上生活戛然而止，扑面而来的是“大声叫嚷的汹涌人潮”。

时值晚清宣统元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