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而难以回答的反叛”：燕京大学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教授归国记（引言）

（草稿小范围发布，请勿转载）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一个夏夜。由白星航运（White Star Line）承运的邮轮“亚得里亚号”正横跨大西洋前往英国。当晚，一群乘客为同行的旅伴甘博先生（Sidney Gamble）举行了生日派对。觥筹交错之际，甘博的同事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独自回到二等舱休息。多年以后，步济时在自传中写道：“我没告诉他们，其实还有一个人在这天过生日——那就是我。”

 

当时，甘博和步济时的身份同是基督教青年会驻北京分会的干事。他们也同时作为校友为普林斯顿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出力：步济时毕业于1905年，1909年被派往北京，协助先期前往的Robert Gailey（1897年硕士毕业到达中国）与Dwight Edwards（1905年毕业）。1913年，由基督教青年会和普林斯顿校友会共同募款兴建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在哈德门大街落成，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出席典礼，按下按钮开启大门。1916年，甘博（1912年毕业）和其他五位同学一起，加入普林斯顿驻北京团队，住在遂安伯胡同八号的一处旧日官邸改造成的单身青年宿舍----后来被称作“普林斯顿大院（Princeton Court）”。1921年，步济时和甘博合作完成的《北京：一部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在纽约出版，并请到基督教社会运动领袖埃迪（G.Sherwood Eddy）作序。当年夏天，二人前往英国，参加埃迪主持的暑期培训，而上述的生日派对就发生在这次越洋旅程中。

 

今日中国研究的学者，大多听闻过甘博的事迹，浏览过他对北京郊区妙峰山庙宇的研究，或至少见到过他在中国期间所拍摄的几千张照片，足可称为珍贵的视觉资料。甘博的后人为他成立的甘博基金会，将这些照片编目放在杜克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上，供人自由浏览。甘博的名字还和晏阳初、李景汉等人主持的定县乡村教育实践联系在一起，四九年之后，甘博在美国将相关的研究资料整理出版为一系列英文著作。八十年代，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为甘博的作品写序，赞扬他的研究“开放、清醒，聪明的方法论（尽管并非毫无争议），并且富有惊人想象力”，他拍摄的照片“生机勃勃、热情洋溢，却不矫揉造作……冷静而从不残忍，揭示了中国长期革命过程中，人们所经受的深沉而真实的痛苦”（来源：维基百科）。而除了“甘博的合作者”身份之外，步济时的名字则仅仅出现在中国社会学科历史叙述的开头，随即隐去：“1919年燕京大学在北平成立时，美国社会学家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即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社会学。1922年，燕京大学正式成立社会学系，步济时成为首任系主任，而6名教师均为美国人，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学系之一”（来源：北大社会学系网站）。这样一个与中国近代社会运动与社会研究渊源深厚的人物，为何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叙述中？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离开了自己参与缔造的青年会与燕园，又向何处去？

 

近几年来，我在工作之余，得以浏览一部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步济时夫妇档案，以及查阅普林斯顿在北京机构的相关资料。本文以此为依据，试图勾勒出步济时后半生的大致轮廓，希望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历程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角度。步济时的夫人史黛拉（Stella Fisher Burgess）生长于日本基督教传教士家庭，后来成为活跃的作家和演讲者，她的理想与步济时的人生抉择是不可分割的。1930年，步济时夫妇举家迁回美国本土，而甘博则继续穿梭于中美之间，这两种态度事实上展现了1920年代末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促成美国文化、教育界对中国深刻关注的因素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由传教士背景的基督教社会进步运动所发起的全球交流也朝着学科专门化、教育机构化的方向突飞猛进。而也恰好在这个当口，步济时夫妇选择结束他们在中国二十年的工作回到美国。百年后，在不确定性成为新常态的今天，我们能从步济时的悄然隐退中解读出什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