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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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吴佩孚率领的直系军阀北上讨伐皖系主导的北洋政府，在北京周边一番战斗后，以直系取胜、安福内阁倒台为结局。在兵临城下、人心惶惶的那段时期，步济时恰好是驻守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唯一外国干事（其他同事都出差或告假在外）。为了避免逃兵进城劫掠，步济时和北京城内的其他基督教会组织、以及佛教、伊斯兰教领袖一起，筹划了接收难民、发送救济粮食的临时方案。与此同时，他也作为中间人，与驻扎北京领馆区的美军部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商定倘若京汉、京奉铁路被阻断，由外国人出面斡旋确保南方运来的粮食得以进京。后来，他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写成一篇报道，发表在《普林斯顿校友通讯》上。“普林斯顿在北京的社会工作大有可观，”他写道，“我们已经在这里站稳脚跟，帮助中国人加强和改善他们的社会组织。”这场“1920年革命”在步济时眼中，正是一年前的五四运动中市民觉醒所带来的结果。他眼中的“爱国者”吴佩孚将军入主北洋政府，而北京市民也得以幸免于劫难。

也是在1920年前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逐渐过渡到以华人干事主导的模式，而普林斯顿在北京的工作则随着在华教会组织向高等教育转型的大趋势而发生深刻的变化。1919年初，司徒雷登带着他的传教士背景受命成为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合并了原本自成体系的若干所教会学校，并取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力资助，开始在西郊营造燕园。步济时就在此时被任命为燕大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的系主任，职称为副教授。普林斯顿派驻北京青年会的干事也有不少成为燕京大学初创时期的兼课教员，如英文系的Lawrence Mead，历史系的Richard Ritter，社工系的Lennig Sweet（当时科罗拉多州州长William Sweet之子）。虽然燕大保留了神学院和宗教生活，但整体定位和运营都朝着更为世俗化的高等教育院校转变。通过步济时等人的努力，普林斯顿校友会成功募集到了足够的款项，用来支付燕大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部分教员工资。1925-26年，普林斯顿生物系教授Edwin Conklin应邀访问燕大，并在促进校方继续与燕大合作的决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政治系教授国际法与外交关系的徐淑熙（Hsu Shu-hsi）、以及后来成为步济时同事的许仕廉（Leonard Hsu），都是在这一时期加入燕大的新晋中国学者。

在1926年燕园建成前，步济时和史黛拉把家从哈德门搬到了西郊，在那里养育九岁和七岁的两个儿子。他将燕园中西元素融合的建筑拍照发布在“普林斯顿-北京通报（Princeton-Peking Gazette）”上，两人也走遍了北京西郊的各处园林。以下这张照片，珍藏在他们夫妇的档案中，是我最为欣赏的一张：他们登上颐和园佛香阁，凭栏远眺昆明湖上的十七孔桥。两个人的背影单纯可爱，像是永远看不够眼前的美景。从青年会干事夫人转变成教授夫人的史黛拉并没有赋闲。她和其他女眷们在西郊开辟菜园，自食其力，还写下一首打油诗推销“燕大罐装西红柿”。1924年，她将自己在北京十几年来所作的短诗结集，题为《北京的骆驼商队》（A Peking Caravan），在上海出版。步济时为妻子的诗集配上插图，画的是一只安闲闭目的骆驼。

司徒雷登时代的燕园，并不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步济时希望燕大继续传承引领他和同事们来到中国的“服务精神”。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自己建设社会学系的主旨，希望“将社会理论的训练和在城市和乡村中的实地工作结合起来”，让学生不仅能学到书本上的知识，更接受“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史黛拉也没有满足于教授夫人的角色，而是更为活跃地参与公共生活，包括写作和演讲。在她的手稿中，一篇题为“机车头还是餐车”的演讲稿，是为1925年12月的旅华外国人“北京母亲俱乐部（Peking Mothers’ Club）”聚会而作。史黛拉向听众提出以下问题：传教士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新局势下，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继续引领时代变革的潮流（“机车头”），还是甘居人后（“餐车”）？她鼓励在座的女性们，将老一代传教士的传道精神用于“人类族群和平共处”的新事业去。而这一精神最为直接的应用，便在于“全力以赴地反对一切战争……如果你曾对中国的年轻人有过任何了解，便会知道西方世界的好战已经让我们的文明在东方人的眼中失去了信用。”这样的言论，在20年代中期的北平，甚至是燕大校园中，都不免是有些刺耳的。然而这一同情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反对白人优越特权的立场，在步济时夫妇的公开言论中日益明晰。

1925-27年的中国所发生的大事，始于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高涨的民族注意情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发起的北伐，以及苏俄影响之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些新趋势让在华的外国人既兴奋又紧张。1926年，史黛拉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更加直白地指出，“在东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必须坐正去倾听，那些控诉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她所有苦痛的声音……而不要指望去驳斥和抗议这些指控。”1927年，步济时夫妇在社会工作刊物Survey Graphic上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在中国的利益（The American Stake in China）”，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文章开头便指出，与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的资产相比，美国教会和教育机构在中国经营多年的心血更加珍贵，是更加值得维护的利益。然而随着国民革命席卷全国，新中国的政府必将寻求对宗教和教育机构更集中的控制权和发言权，这必然会导致已经习惯拥有各种特权的白种人感到失落和不平。在文章中，步济时夫妇试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服美国读者正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卅事件后，史黛拉记录了东四街头的一家布店掌柜对她说的话：“太太，您说的都没错……但是请让我告诉您，外国人不会和我们平等相处，他们不把我们当成一样的人……他们不会讲理！”然而在文章最后，他们也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美国精英尚且不能在自己国境内消除针对“黑人、南欧移民和犹太人”的社会、经济和种族歧视，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平等看待远在东亚的中国呢？

在国民革命军发动全面北伐的1926年，步济时全家决定离开北京，回到美国，定居在纽约城北郊的白原（White Plains NY）。这一安排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步济时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社会学博士学位，然而也多少包含了步济时夫妇为两个接近入中学年龄的儿子所作的打算。又或许，在燕大社会学系的小环境里，资历最深、却仅拥有硕士学位的步济时多少感到来自校方和同事的压力。十七年前，以候选传教士身份对纽约华埠所做的简短研究，似乎已经不能满足在燕大教学的需要。接替他担任代理系主任的许仕廉是艾奥瓦大学的博士；主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陈达也是哥伦比亚社会学博士。在不到两年定居纽约的时间里，步济时将多年在北京积累的社会调查资料重新加以整理，写成了题为《北京的行会》的博士论文。

在博论致谢中，他特别提到了协助进行采访的中国学生，以及燕大的同事。此外，甘博先生“慷慨地将两名研究助理调拨给我们的工作”，并准许步济时在论文中全文征引此前甘博描述北京盲人行会集会的一篇文章。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甘博与步济时短暂的合作背后所流露出的阶层与志趣差异。对甘博而言，中国民间社会与他生长环境如此不同，而这差异本身吸引着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返中国，透过照相机和访谈在短期内收集大量田野资料。然而对步济时来说，中国社会是一个饱经苦难而又生机勃勃的实体，他既欣赏其差异之美，又热忱地盼望疗救它的病灶。因此，沉浸在社会工作中的十七年时间，让他能够对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感同身受，并对自身和他人所带有的偏见极其敏感。当他发现，原来中国所经受的苦难其实并非独有，而是与美国本土少数族裔人民存在共通之处的时候，便在暗中开启了另一种抉择——是继续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回到中国，还是以陌生化的视角，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美国？

1928年六月，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步济时决意独自离开美国，以正教授、社会学系主任的身份返回燕大述职。在儿子大卫日后的口述回忆中，这一决定似乎是史黛拉所不乐意见到的。他们不会预知的是，大萧条即将在一年后席卷全球，也将彻底改写他们的人生轨迹。从未长久分离的一家人，该如何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