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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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中国的土地，步济时首先遇见的是中国的劳工。与日本的情形相比，上海的码头搬运工人“比较喧闹，缺乏协调，然而似乎更强壮”。从上海转乘轮船到天津大沽口，再乘火车抵达京师正阳门东站（京奉铁路的一段）。自从1897年便来到中国传教的普林斯顿校友Robert Gailey到车站迎接他。相传在庚子年，义和拳民围攻天津教会时，曾经是橄榄球运动员的Gailey曾经“一手挟着一位受伤的中国同事冲出重围”。当时，筹建青年会北京大楼的款项已经从热爱慈善事业的费城大亨John Wanamaker处募到，普林斯顿校友会则负责购置器材和资助包括步济时在内的干事工资，并营建他们在北京的私人住宅。步济时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将青年会在受新式教育的中国学生当中推广。在北京最早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不少传教士界的传奇人物，包括曾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A.P.Martin）。

然而步济时和青年会的抱负却和老一代的传教士不同。在内部，他们从不使用“向中国人传福音（evangelize the Chinese）”这类的说法，而是带着自己的信仰，去和正在寻求新事物、渴望改变命运的中国人接触，去细水长流地塑造他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步济时见证了清帝国日薄西山的最后时光；庚子事变之后，八国联军留下了小股部队，以继续保护各国领馆人员为名义，驻扎在前门附近。1905年废除科举后，京师贡院的一部分号房被拆除，改建成供外国人休闲的网球场。史黛拉1910年从美国赶到北京，和步济时团聚。1912年初，正是民国肇造，兵荒马乱之时，步济时夫妇离开北京，前往当时已归日本殖民政府管理的朝鲜汉城小住，在那里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小孩，取名John Burgess junior，中文名步天衢。可惜天不假年，回到北京后婴儿夭折。在步济时夫妇的家庭文件中，也赫然留下了中国友人寄来的慰问卡片，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孩子的姓名。此后，史黛拉又经历了数次流产，直到1917年和1919年连续产下两个健康的男孩，分别取名大卫和芬顿。

民国肇造，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也在北京落成。步济时和陆续前来的年轻传教士一起，致力于传播所谓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而非借用圣经故事的奇迹去向大众布道（见《革命之火的洗礼 : 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 1919-1937》邢军著 ; 赵晓阳译）。他注意到，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相比，“更坦诚和独立，不被习惯所束缚”，称赞他们像“未被开采的纯金”一样珍贵。他们不关心形而上学和教义，而是急于寻找有效的行动纲领。步济时向学生们建议，如果想要改造旧社会，不妨从了解身边的穷人开始。在青年会开设的夜校课程之外，一个非正式的“北京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开始在步济时家中聚会，最盛时期曾经有七百人注册报名。首先开展的一项研究是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学生设计调查问卷，到街头去采访，每一个接受采访的车夫可以获得五个铜子的报酬。参加活动的中国学生，不少就读于在华北各地开设的教会学校，如位于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兼通中英文。后来成为海关总署负责人的丁贵堂（Ting Kwei-tang），以及追随步济时夫妇到燕京大学、后来成为民族学大家的李安宅（An-che Li），都是这一时期青年会的热心成员。

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短短的几年，快速崛起的美国将扶助大洋彼岸年轻的中华民国视为自身历史使命的一部分。1910年前后，中国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抵达美国，而美国的教育和慈善机构也更加着力于在中国营造新的落脚点。在一份普林斯顿大学的内部报告中，Gailey敦促校方快速采取行动，在北京扩大影响力，因为宾州大学正派人前往广州（参与经营广州格致书院Canton Christian College的医学部，岭南大学的前身），耶鲁大学正进驻湖南（湘雅医学院），而哈佛大学正考虑向印度发展。步济时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向普大校友通讯报道和宣传他们在北京青年会的工作，在读者心中建构一个年轻而充满希望的中国。自小喜欢文学的史黛拉也从旁协助。1916年双十节，她为普林斯顿的中国留学生写了一首诗祝贺国庆。开头是这样的：

“在列国聚会的厅堂当中／站立着两个共和国

互致诚挚的问候／她们紧紧地握手……”

代表中国的褐发女孩“年齿尚小／总是急急忙忙”，穿着五色旗图案的衣服；代表美国的是个“瘦高的金发女孩”，披着星条旗图案的袍子。美国女孩向中国女孩祝贺生日，而中国女孩则向前者请求帮助，“我剪去辫子／也才过五年”。美国女孩则保证倾囊相授“一百四十年的共和国理念”，然而末尾却话锋一转，加了一段独白：

“但是，我的朋友，你也有你的事迹／从尧和舜的时代开始；

你清楚你的祖先／如何做出他们的伟绩；

当你的文化全盛时／我们还在暗夜中；

你的史籍早已完备／早在数百年之前；

所以，请你接受我的经验／一百四十年前开始的积累；

但也请回赠你的所有／为了中国（Chung Kuo），让我们举杯！”

撇开写作技巧本身不论，史黛拉将中美关系想像成两个女孩的亲密友谊，了无隔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在这个框架下，美国十分欣赏中国的历史文明，而不是投射无条件的优越感。中国（Chung Kuo）在这段时期的美国精英想象中，既古老又年轻；其古老的文明传统在年轻共和国的躯壳里，失去了陌生的神秘感，也不再具有威胁性。然而从当下向未来延展的时间里，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却是没有疑问的。美国建国以来一百四十年的复杂历史被缩约简化，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白皙天真的女孩，正如那些在诺斯菲尔德慨然投身于传播社会福音的年轻人一样。向内，是狂飙突进的“进步年代（Progressive Era）”；向外，是将美国本土的基督福音传布全球。在一战期间来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普林斯顿毕业生Richard Ritter总结道，他们抱有一种纯洁而确定的理想，那就是“相信上帝、相信威尔逊”。

在Ritter的回忆里，步济时显然是个“乡绅家庭教养的反叛者”，在本职之外，总是不忘去穷人当中工作。其他陆续从普林斯顿来到北京的年轻学生，也各自探索着自己的人生道路。1916年来到中国的甘博总是带着他的格拉菲牌（Graflex）照相机，到街头去拍摄市井百态，并很快学会了中文，可以和老百姓交谈。甘博的儿时好友Walter Young则专注与在青年会教授商学课程，他的兄弟Arthur Young后来成为南京政府的长期经济顾问。一战当中，北京青年会干事Amos Hoagland受命前往法国，去协助中国派去的华工，却在路上赶上1918年爆发的大流感，客死他乡。在北京的生活平静而舒适，“鲜少犯罪”。让美国人特别感到惊讶的，是北京城里的穷人和富人比邻而居，没有贫民窟的现象。Ritter认为，“把中国生活中最坏的和西方生活中最好的去作比较，是不公平的。”

然而，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终究需要依靠他们的中国佣人生活。初到北京的青年会干事工资每月一百银元，他们的仆人则只有八元。步济时在自传中，直言不讳地称之为“白人传教士的霸权统治(the over-lordship of the white missionary)。”即便是住在“普林斯顿大院”中的单身青年干事们，表面上过着“服从、禁欲、清贫”的生活，每周周末仍继续着小圈子内部的社交生活，在较为年长的干事家里用晚餐，“晚上七点钟开始的聚会，着深色正装；八点钟开始的聚会，着正装深色领带；九点钟开始的聚会，则燕尾服配系白领带”。类似于后来的和平队（Peace Corps），大部分来到中国的美国青年将这里的生活视同于一种短期旅行和历练。甘博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兴趣则显然远远超出同侪。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出资雇用研究助理，在1918-19年间对北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社会调查，写成《北京：一部社会调查》一书。

如果我们结合两人此前的经历来看，步济时基于对纽约华埠的研究，显然在社会调查方法上经验较为丰富。然而甘博的贡献则在于出众的中文语言能力、从摄影中获得的图像材料、以及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两人志趣的共通和互异之处，早在这本书中就有明确的体现。1921年的英国之行后，步济时回到北京继续工作，而甘博则留在美国，与来自康乃狄格州的Elizabeth Lowe成婚，直到1924年才重返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