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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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南加州风景如画的圣盖博山南麓的波莫纳学院，是十九世纪末仿照美国东北部私立学院建立的一所小型文理学院。在步济时夫妇档案里，留存着一张史黛拉的名片。脱离了燕大教授夫人的角色，史黛拉似乎看到了更多拓展自己事业的机会。名片上介绍她的身份为“作者、演讲者、旅行者、国际主义者”，并列出了若干个演讲题目可供听众选择：

    1.通过诗歌了解中国人：古典与新诗

    2.日本的童年往事

    3.从他人视角看吾人和吾国

    4.加利福尼亚州种族关系现状

    5.谁更可笑：孩子们还是我们自己？

此外，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加州社会工作者联席会议上担任“种族与公民权（race and citizenship）”议题主席。加州复杂的移民历史，以及由此造成的种族融合与冲突，显然吸引了她的强烈兴趣。

在一篇或许是为美国听众准备的演讲稿中，史黛拉阐述了她心目中“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的定义。她回忆起初到中国时，连续经历幼子夭折的伤痛。有一天，他们的中国仆人对她说：“太太，你长得和我们不一样。你难受的时候，也不像我们村里的女人那样哭天抢地，但是我知道你的难过和我们是一样的。”像这个质朴的孩子，她写道，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反而是1926年回到美国之后，她在家乡感受到狭隘的歧视眼光，看不起海外归来的传教士家庭。“国族身份（nationality）是个谜题，让我这个渺小的爱国者心情沉重。”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度过大半生的经历，让她对于文化的冲突与共性有着切身感触：“在每一个国家当中，都有足够的普遍性，能够让我们互相理解；亦有着足够的特殊性，使得每个国家都可为一种复合的理念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没有人可以闭目塞听，享受那‘光荣的孤立’。”

在贫富分化颇为严重的南加州，波莫纳学院吸引的主要是来自附近的中产阶级及富人家庭子弟。1930年代初期，大萧条带来的经济衰退和生态危机在美国西部内陆肆虐，催生了要求社会改革的激进运动。在洛杉矶南郊，六十多岁的公共卫生局小官僚、医师Frances Townsend目睹破产的老年妇女在垃圾堆中翻捡食物的惨状，发动了要求政府推行退休金保障的社会运动；曾于步济时在普林斯顿有过一面之缘的进步作家Upton Sinclair，此时也在洛杉矶，提出“在加州消灭贫穷（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 / EPIC）”的竞选口号，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获得了1934年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提名，并在大选中赢得八十多万张选票。当时，加州正面临中部逃离“尘土带(dust bowl)”的大量移民压力（正如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当中描写的那样），导致共和党发动舆论攻势抹黑Sinclair，包括利用好莱坞的资源制作政治短片，渲染“共产主义在加州夺权”的恐慌。最终，Sinclair以三十多万票的差距输掉了选举。在今天看来，这可以称得上是Bernie Sanders代表的“民主党社会主义者”的前身。

在这动荡的形势下，步济时因为同情Townsend和Sinclair的政治运动，并在教学当中讨论与传播左翼社会理论，在1933年夏天被波莫纳学院校长突然通知解职（此时美国大学的终身长聘制度尚未完善，因此大学管理者对教授的聘用有着几乎独断的权力）。所幸步济时很快就收到了费城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聘用邀请，担任该校社会学系系主任十余年，直到退休。

天普大学位于费城市区，兼重通识课程和职业教育，吸引了背景各异的求学者，校园气氛活跃开放。在这里，步济时很快赢得同事和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他在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包括“社会改革理论”、“当代社会运动”、以及“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家庭”等等。和他交契深厚的同事包括专注于犯罪学研究与推动监狱改革的学者Negley K. Teeters。1936年，步济时最后一次出国访问，目的地是苏联，在列宁格勒与旧日精神导师Sherwood Eddy重逢。埃迪当时已经从基督教青年会时代的社会福音转而服膺于列宁和斯大林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治下的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步济时参观了集体所有制下的工业合作社。埃迪后来因为竭力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而受到诟病，而步济时的立场似乎较为持中。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国际左翼运动正处于内部极度分裂、外部受到右翼势力打压的特殊时期。而美国虽然在罗斯福主持下实行了国家主导的新政，却也因此而同化和收编了不少主张社会进步的激进力量。

在天普大学，步济时试图将自己和学生所面临的困境融合到教学实践本身当中。1938年，他在《高等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致讲述了自己在波莫纳学院和天普大学如何在课堂上介绍相互激烈冲突的社会理论。在文章开头，他引述了两个小故事：一位“东部著名大学”教授“处理”社会主义议题的做法是，在学期开头就详细讲几节课，剖析这一“错误的政治系统”，然后把讨论重心转移到“正确的政治理论“上去。另一位小型文理学院的教授对付班级上激进左倾学生的办法是，“马上把讨论课改成演讲……在气势和言辞上压倒他们。”步济时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与单纯的研究和学院训练相比，大学教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是要让年轻人们获得一种能够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当中“尽量完满地生活并参与工作”的能力。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去面对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至于究竟什么样的转变是好的、甚至必然的，美国人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步济时希望学生们能够在课堂上面对和分析这一分歧，而不是等着老师去告诉他们一条最正确的路径。

在本职工作之外，步济时负责主持了两期威尔斯利学院“社会进步研究会（Institute for Social Progress）”的暑期班，招募学生、图书馆员和普通工人参加，就类似的主题进行学习和辩论。1938年的主题为，“美国的一名普通公民在当今世界局势中可以做些什么？”1939年的主题则是“如何运作民主（How to make democracy work）？”此时，距离他在麻省诺斯菲尔德的夏季集会上报名去日本传教，正好整整三十年。彼时，青年会的理想是将社会福音传遍世界；此时，已经苍老的帝国和威尔逊们所缔造的一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新一代青年们在大萧条的满目疮痍中成年，能够团结他们的不是对某种理念或体系的虔诚，而毋宁说是一种被伤害和辜负的愤怒。

也是在1939年的夏天，第三帝国在欧洲的扩张正箭在弦上，而由满洲和华北烧起的战火已经蔓延大半个中国。随着北平的陷落，燕大师生开始了漫长艰苦的西征。战争，遍及全球的战争，成为步济时夫妇必须思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1940年夏天，步济时应邀到北卡罗莱纳大学做访问教授。临行前，步济时夫妇寄出了一封不寻常的信件，收件人是费城“栗子山”贵格会（Quakers Chestnut Hill Meeting），希望加入他们的组织活动。是什么促使他们作出了这一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