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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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秋天，司徒雷登校长在燕园欢迎返校的教职工。在场的除了步济时、刚刚升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许仕廉，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客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Edward Corwin。作为访问教授，Corwin和夫人计划在燕大教授秋季学期的课程，为时四个月。司徒雷登安排他们住在校长宅邸（后来的临湖轩）的客房，朝夕过从，也为日后的长远合作埋下了伏笔。

步济时档案中，留存着一份1928年底燕大“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的教职工名单：除了两名正教授步济时和许仕廉之外，又补充了若干新人：

牛卫华（Miss Jane I. Newell）, 1919年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毕业，博论题目是“美国妇女的基督教禁酒协会研究”，职位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杨开道，1927年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毕业，专业为农村社会学，职位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倪逢吉，1925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妇女地位之变迁”，职位讲师（instructor）；

言荣彰，硕士学位，讲师，1930年编辑《社会调查及社会统计书目》；

吴文藻，硕士学位，讲师；特别注明第二学期到校（吴不久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论文题目为“中国鸦片问题在英国舆论及行动中的体现”）

除了新晋年轻教师之外，还列出了三名“义务讲师（Honorary Lecturer)”，其中包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系教授兰安生（John B. Grant）和社会服务系教授浦爱德（Miss Ida Pruitt）。此外，基督教青年会的资深干事Jane Shaw Ward（华景侠）也在燕大定期授课。在一份写给《美国社会学杂志》的简报中，步济时还提到了燕大社会系新近推行的小班教学模式，以及学生代表与教师会协商治系的改革。由学生发起组织的“社会学俱乐部”日益发展壮大，拥有38名男会员和25名女会员。

对比步济时在建系初期的理念，可以看到燕大社会系在1928年同时保留了以研究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学与实践为主的社会工作两个方向，后者仍主要依靠与基督教青年会和协和医学院的关系。同一时期由许仕廉和杨开道发起的清河社会调查站，也包容了兰安生的农村医疗改革实践。1931年，牛卫华在美国“社会力（Social Forces）”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妇女解放和家庭文化变迁的综述，其中就引用了清河调查的数据。然而，她不久因故离开中国，在威斯康辛大学继续教育部挂职，再也未曾有过学术发表。另一位女性讲师倪逢吉1929年与梅贻琦胞弟、燕大哲学教授梅贻宝成婚后，退出社会系教职。梅贻宝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倪逢吉因为幼子夭折，而立志研究儿童福利，继而在燕大担任家政学教学工作。步济时归国后，杨开道和吴文藻迅速晋升为主管事务的正教授。至此，妇女问题与家庭社会学研究于是伴随着女性教师的退隐而消失在燕大社会学系历史的叙事中。

回过头来再说Edward Corwin。来到燕大的这一年，Corwin正好满五十岁。从密歇根大学1900届学生会主席、宾州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到普林斯顿威尔逊校长亲自提拔的青年教师，Corwin三十三岁就当上了正教授，并在1924年成为政治学系首任系主任。他对美国宪法的阐释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在维护总统的权威方面，为三十年代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扫清了障碍。在燕大度过愉快的四个月后，Corwin夫妇临行前在临湖轩举行了私人派对；很多中国学生用漂亮的花体英文写来感谢信，都收藏在他们今天的档案里。其中一位自称来自穷人家庭的山西学生，在信中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网球运动的热爱，并请求经济上的帮助。次年春天，他收到了一套崭新的网球和球拍，正是Corwin留下的。

离开中国前，Corwin在上海发表了题为“民主的教条与政治学的未来”的系列演讲，讲稿同年在上海出版。在演讲中，他给出了关于“政治行为主义”研究的纲领性意见：在一个国家中，大众的德性是不由个人性情和意识决定的，而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大环境的形塑。可以说，民众的头脑就像一张白纸（tabula rasa），具有被教育、甚至再教育的无限可能性；而手握权力的精英则是“制造同意”的少数。因此，政治学的要义在于教育大众，让他们理解国家存在的根本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最好的方式，并心甘情愿接受精英领导。他希望未来的政治学可以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一种具有规训性的、甚至“目的论的（telic）”知识。在1929年这个时间点上，美国社会科学的专业化、技术化走向与中国本土精英所渴望的经世济民之道之间，产生了一种冥冥中的契合。如果说清河正成为燕大师生试图改变中国的一个实验空间，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中国，正因其缺少“民主的教条”而成为Corwin验证自己学说的一个实验空间。此后二十年中，中美精英的合作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愈发紧密，然而其基调却与清末民初大不相同了。

随着Corwin夫妇返回普林斯顿，司徒雷登的亲笔信也紧随其后。1929年六月，司徒雷登在信中写道，这次访问对双方都“极为理想、非常满意”，并希望保持与他们的私人友情。与此同时，普林斯顿驻北京办公室也吸纳Corwin加入董事会成员，并在纽约紧锣密鼓地筹划下一步的行动。1929年九月，Corwin正式致信普大校长John Grier Hibben，讲述了自己在燕大的访问经历，称之为“中国目前唯一运作尚算正常的大学”，并敦促校长和董事会采取进一步扶持燕大社会科学学院的计划。Corwin认为，能在中国国土上拥有一个文化的落脚点，是“普林斯顿的幸运”，也是“为国家服务”的表现（此处借用了威尔逊担任普大校长时期的名言）。燕大社会科学学院的毕业生主修经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将来必在中国的各项事业中担当重任，能使他们受到中西结合、不偏不倚的良好教育，从长远来看无疑是美国的利益所在。

作为燕大教授，步济时也在1929年春季回到美国，参与扩大燕京社会科学学院资助的筹划工作。在一次普林斯顿驻北京办事处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中，步济时称中国“全无任何仇外情绪”，并极力称赞燕大中外师生平等而融洽的校园文化。和他本人两年前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评估相比，这套漂亮的说辞显然是为了争取普林斯顿校方加强与燕大的合作。当年十一月，步济时夫妇参加了一次在Corwin家中举行的派对，宾客盈门，欢声笑语，谈论着正在举行的校园橄榄球赛。在校长和董事会的支持下，普林斯顿驻北京办事处正式改组为“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Princeton-Yenching Foundation）”，开始了更为集中的筹资计划。1930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正式成立，也就是后来培养了无数政治精英的威尔逊学院。与此同时，燕大社会科学学院也在新的资金注入下，朝着成立一个类似的“普林斯顿-燕京公共事务学院”（Princeton-Yenchi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努力。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向公共事务的转变实际上在太平洋两岸同时发生，而不是单向的美国学术文化输出。当选首任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主席的，正是熟悉中美事务、人脉通达的甘博。

带着新任务的甘博，于1931年最后一次返回中国，完成了一部北平家庭生活方式调查的专著，又深度参与了晏阳初等人的定县实验。在30年代初期，燕大毕业的学生经过推荐，有了更多的出国留学机会；梅兰芳博士也于1930年初访美，Corwin夫妇是到纽约捧场的名流之一。吴文藻与谢婉莹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成婚；而多年追求谢婉莹不成的许地山，仍然以宗教系教师的身份在社会系兼课。在春和景明的普林斯顿与燕园，大约浑可忘却外面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苦痛。只不过在美国，Corwin主导下的一派即将迎来罗斯福主导的新政，而中国的军阀与南京政府仍在中原混战。燕园的一池湖水，也终于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29年夏，司徒雷登在给Corwin的信中，略述了一起不愉快的事件：步济时的老同事、时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许仕廉受到学生敌视，要求他辞职。背后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许仕廉早先曾鼓励学生成立国民党左翼团体（a left wing Kuomintang party group），然而“自己却又倒向了右派”。许的转向，多少与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背景相关。燕大学潮被北平的报界获知，闹出不少舆论关注；最后在司徒雷登的斡旋下，学生与许仕廉各退一步，以另选院长作为结束。许仕廉不久果然离开燕大，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后来在1937年全面战争打响之前彻底迁居美国，从此不问中国事务。

与此相比，步济时的隐退，则似乎无声无息。翻看耶鲁大学神学院收藏的1930年2月燕大社会系的学生手册，可以看到步济时仍然名列教授，只不过处于“休假”状态。手册首页的铅印标题，“社会工作（Social Work）”被划去涂改成了“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一字之差，却透露出学风世相的嬗变。同年五月，史黛拉在海外传教士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速写，题为“移植（Transplantings）”。在回顾了少小离家、在异国他乡长大的甘苦之后，她写道：

“然而，有些草木，则必须经过异域的土壤，才能愈发强壮繁茂……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扦插的苗木，近来正从外国的土壤上重新移植（retransplantation）回到故乡。在这里，我们重新认识那句古老的传教士口号：‘耕地即世界（The field is the world)！”

这关于“移植”的冥想，似乎印证着步济时夫妇正在作出的一个重大抉择。1930年秋天，步济时结束了在中国的二十年事业，举家搬到南加州，成为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社会学系副教授。时年四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