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步济时教授归国记（完）

 6.

 

从十七世纪的起源时期开始，反战与和平主义就成为贵格会的中心信条之一。1935年，贵格会与其他几支非主流教会在堪萨斯集会，确定了彼此美国本土“历史性的和平教会（historical peace churches）”地位，并约定为“良心拒服兵役者（The Conscientious Objector）”提供抗争的资源。1939年底，随着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并对英国、法国宣战，罗斯福说服美国国会放松了对交战双方的武器禁售规定。1940年夏，巴黎陷落，德军加强了对英国的轰炸；美国本土对于是否参战的辩论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940年9月，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和平时期征兵法案在国会通过，此时美国还未对任何一个国家宣战。在和平教会的大力游说下，国会对征兵法案中加入了允许“良心拒服兵役者”因宗教信仰因素而免于征调，改为在后方民事机构服务的条款。然而决定某人是否符合“良心拒服兵役者”资格的权力，仍落在军方而非司法部门的手中。步济时夫妇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加入贵格教会，事实上是公开宣示了自己和平反战的少数派立场。

在步济时档案中，留存着一封1940年7月致友人的长信。在信中，步济时解释了他接近贵格会的动机，以及他对教会中某些极端和平主义主张的保留意见。他试图协调“两项至高无上的忠诚”：其一是作为社会科学学者，对社会与人性事实的尊重；其二是作为基督徒，对“不断扩大的人类共同体、灵魂的精华、以及更为广泛、平等、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与此相比，对于某个国族、甚至阶级的忠诚都没有那么重要。在此基础上，他清醒地意识到纳粹主义的危险：通过“虚假的人类学和历史学”来得出错误的“种族主义理论”，然后用它去证明“国家”作为一切伦理行为最终目的的信条。希特勒最大的罪孽，则在于对德国青年人进行“按照自己模样刻意的塑造”以及用“扭曲的宣传”制造虚假的大众舆论。因此，他虽然对美国向参战双方兜售军火心存疑问，但对于第三帝国的危险性是看得十分透彻的。

然而，美国就一定做得更好吗？在信中，步济时坦然地指出，他所批评的关于纳粹德国的一切，“在我们崇尚民主的国度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在白人内部，各族群大致做到了平等，但全国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口“仍然住着破房子、衣食不保”。美国目前拥有的，是未来让事物朝着更好的方向变化的信念。步济时担心，参加战争会让美国采取更多的强制手段，从而变得与她的敌人越来越相似——“我们不能一边打赢一场战争，一边坚持民主的原则。”备战的状态导致德国入侵美国本土的危险在舆论中被夸大，用于国防和军备的预算也无限上升。因此，他虽然不会如极端的和平主义者那样去反对军队和国防本身的存在价值，但却更为担忧战争和危机会导致国内本来具有的进步精神遭到扼杀。

回顾十年前Corwin教授在上海的演讲，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研究的政治化以及政治事务的工具化，在所谓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事实上齐头并进。优生学在纳粹德国和美国同样有着广大的市场；德国政府用它来进行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罗斯福主导下的美国政府，也终将以类似的借口对日裔美国人进行大规模囚禁。Corwin理想中的政治学，作为对舆论操控的技术性手段，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只是要看被谁所运用。他为合理化强大总统领导所做的宪法解释，也同样可能被希特勒式的元首强人用来扫除异己。在步济时这样的老派传教士眼里，任何一方对知识的滥用都是不可接受的。虽然他并不否认第三帝国在黑暗之路上走得更远，但他更担心冲突升级之后，原本的光明一方也会被类似的暗影吞噬。

大概也是在1940年前后，步济时写下了另一份题为“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能够自圆其说吗？”的手稿，阐述自己的立场。在这个机器主导的工业化时代，他希望基督教所怀有的理想主义可以成为“腐坏的面团中发酵的活力（leaven… in a sour and bad-tasting lump）”。通过拒绝自身参与战争，他决心加入社会中的少数派，去保存理想主义的种子。这样的少数派并不是消极的抵触战争，而是积极地去试图消灭导致战争的根本因素——“极端的国族主义、经济不平等、种族仇恨、完全的灵魂空虚、等等……”在他眼中，任何一个社会并不能归约于行为模式可预测、可控制的无数个体的总和，而永远是一个呼吸着生命的有机体。只要这些因子还在，沉沉的死水也总有焕发生机的一天。

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所有这一切的结局不过是血与火，是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然后是开罗与波茨坦、重庆与延安、诺曼底与柏林的地堡、最后是广岛与长崎。余下的不过是历史（The rest is history）。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有多少人还记得，194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美国和英国贵格会领导下的教友会，为了表彰他们“三百年来致力于弥合创伤和反对战争的努力”，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救助饥饿儿童和协助欧洲重建的慈善工作？在领奖致辞中，美国教友会主席说：

“这个奖项……今天是颁给普通人民的，不是政治家、军队将领和外交家，而只是像那几千名贵格教徒和他们的友人那样的普通男人和女人。当他们投身于坚持善意和拒斥强力的事业上，……能够成就一个更好、更和平的世界。”

以上这段话，似乎也可以用来作为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一种注解。真理是朴素的，也是普遍的；自由不是一种特权或身份符号；服务也不是学业之余的锦上添花。步济时生涯中的最后一项任务，正是在1945年，为新生的联合国提供关于赈济和特别针对中国战后重建方面的咨询建议。

1949年6月，步济时正式从天普大学退休。他和史黛拉决定离开东海岸，回到南加州的克莱蒙特（也就是波莫纳学院的所在地），去加入一个“跨文化、跨种族、跨宗教的社区实验”。在那里，十二幢新建的小屋围绕着一块绿地，居民当中包括若干户墨西哥裔美国人、以及黑人和华裔家庭。然而，刚刚搬入新居不久，步济时就在8月16日的睡梦中因心脏病复发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1940年夏天，步济时开始撰写一部自传。在手稿开头，步济时回忆起自己1909年初到中国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执行干事W.W.Lockwood曾经建议他说：“如果你真的想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些事情，就加入一所大学，留在那里，好好建设它。”“很明显，”步济时在1940年写道，“我没有听从这个建议……而是度过了不断经历变化的一生，以及在每一个经历考验的时刻去尝试新的冒险的机会……这样的人生，也有它的好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恐怕要留给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去解释了，”他自嘲地写道。从美国到中国，又“移植”回美国，“我似乎经历了好几段不同的人生，而不愿拒绝当中任何一段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这部自传只写到1917年便因事搁笔。我们永远失去了看到他解释离开燕大的前因后果的机会。

然而，我们也可以从手稿的跋语当中，探寻到某些端倪。在他看来，自己的固执既在于拒绝不加批判地接受教会的教义，也在于不能全心拥抱“消瘦、贫瘠的所谓客观社会科学家的视角”。他特别提到，在中国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理解与友谊”是他用来衡量和批评“客观社会科学”的重要参照。对于他来说，中国不仅是美国利益的简单延伸、也不是用来观察的实验对象，而是曾经经历深刻共情的人事的总体。在跋语最后，他写道：“人生不止是与辩证矛盾的困境缠斗这么简单。（Life is much more than the mere struggling with a dialectical dilemma）”。

步济时去世后，史黛拉搬到一处老人公寓，直到1974年离世，终年93岁。在她留下的文件中，最后一首有具体日期的小诗创作于1970年7月，题为“反叛精神的祖先”（Rebel Ancestor）。在诗中，她想象自己的祖辈当中，一定有这样一位“女孩”（gal）：

“她对着那些折好的布边／那些需要缝合的针脚看了又看

……

“她有着这样刚硬的灵魂／她可以承受所有笑她粗枝大叶的嘲笑

“而只是开心地抱紧自己／那些藏起来的、没有包边的衣角

“也许脱了线——／以一种无声而难以回答的反叛

“自由的灵魂，从百十年之后／我向你问好！”

pondered long on all the yards of folded binding

to be stitched each side all seams

...And such soul of steel was hers

She could withstand all accusation of sloppy imperfection

The while she hugged gleefully to herself

The unseen, unbound edges of the seams

Frayed perhaps – in quiet unanswerable rebellion

Free soul, across the decades

I salute you!”

 

以她一贯的明快文笔，史黛拉的诗句为我们提供了解步济时一生不辍奔波的谜题的钥匙。从燕园的隐退，不也是“无声而难以回答的反叛”当中的一环吗？对世界主义者来说，“移植”正是使他们得以找到永久栖身之地的最终秘密。

 

2020.8.21

初稿写毕于珊瑚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