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地图故事4：规训与惩罚（完）

R老師很喜歡的一個說法是，醫院是反映整體社會變遷的小宇宙(microcosm)。因此把美國東岸幾個大城市的醫療組織研究透徹之後，也就能描摹出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轉變的大致脈絡。

人的一生何其短，社會機構及其所寓身的建築的生涯卻往往綿長。研究醫療社會史的學者，走進醫院積滿塵埃的檔案庫，從成千上萬的病歷中，試圖確定究竟在何時，測量體溫、抽取血樣開始成為每個住院病人都會經歷的診療體驗；又從何時開始，用水銀治療梅毒、放血、催吐劑這些令後人乍舌的療法，真正從臨床治療中消失了蹤影。這樣的研究令人欽佩，卻並不那麼容易討好。如何能一面處理大量的史料，一面不失對細節的興趣和個體經驗的同情，是每個叫嚷著對社會史感興趣的後輩都必須認真面對的難題。

查爾斯街監獄到了二十世紀，已經年久失修，惹來不少爭議。1972年，有囚犯聯名上訴監獄管理方，指稱這裡的牢房“過時、惡心、危險、過於擁擠、令人沮喪”；受理此案的法官W. Arthur Garrity為了考察事情，居然自己匿名進去住了一晚上，出來後判決從此不許再把多名犯人關在一間牢房裡，並且限期整改翻修。一百多年來，越獄事件也接連不斷。隔壁的麻省總院，就曾有醫生眼睜睜看見光天化日之下，有犯人翻過高牆試圖逃跑；二十世紀初，波士頓黑幫還曾鋸斷沈重的鐵門鋼條試圖幫助同伙越獄。1991年，不斷擴張的麻省總院終於出16萬美元買下了鄰居的地盤，政府同意將犯人移往他處看管。又幾經周折之後，當年的監獄竟然在2007年以“自由酒店”(Liberty Hotel)的招牌開業迎賓，這座建築的獨特來歷反而抬高了它的身價。從地鐵紅線Charles/MGH站台上就可以看到它，實在是難以想像它在二十年前還關滿了囚犯。

如今的“自由酒店”，去海邊那天回來路上拍的

十九世紀比鄰而居的模範醫院和模範監獄，為甚麼一百多年之後卻變成令人不安的社會隱患，必欲把它們分開而後快？杜懷特牧師一生堅信，理想的醫院與監獄同樣凝聚著基督教文明社會的慈善精神，用無償的愛與感化去拯救病人的身體和罪人的靈魂。然而在福柯筆下，那是一個懲罰由酷刑轉向規訓的時代，一個試圖把所有社會邊緣分子通過有計劃的治療與改造加以管理和監控的時代。因此假如福柯看到它們一起出現在1873年的地圖上，估計一點兒都不會感到奇怪。

像福柯的幾乎每本著作一樣，歷史學家們一頭抱怨他在《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一書中對史料的運用不夠老實，一邊跟著他的思路找題目做研究，以致於1975年以來，對機構史進行話語與權力結構的分析一時成為顯學。我並沒有想做這方面的研究，可竟然讀地圖的時候都會不小心碰見，也算是機緣湊巧，因此忍不住淺嘗輒止地看了一些文獻，寫了以上這些囉唆的話。是時候到別處去轉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