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ction 1

宽泛意义上的科学史（涵盖技术史、医学史）即将成为未来人文研究的显学。

回顾整个二十世纪，人与自身及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多地被现代学科体系下的科学、技术所形塑。

在这个背景下，科学史作为一个学科从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步摆脱了对自然科学的依附关系，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将越来越多地引领人文研究的中心议题。

因为如果不能将在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科学与技术纳入视野，何谈对人本身的完整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西方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中，应该有更多的科学史学者发声才对。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是今年从科学史系毕业的十几位博士生里，研究唯一不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发生关系的一个。

在我的同学与学长当中，一部分将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当中，比如科技与医疗政策制定、撰写评论文章、或退出学术界，在咨询公司找到很好的工作；另一部分则继续在学院教书与治学。

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来自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家庭；也有不少人的父母一辈是美国二战后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因此他们的孩子也受到其影响，抱着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与智巧进行批判的愿望，来学科学史。

但有意思的是，在科学史与普通人文合流的过程中，不管你愿意与否，最终都逐渐认同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为、或本来就是，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不可剥离的一面。在此前提下，试图去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或物。

这也暗中契合了近年来美国人文研究特别重视“认知”这个问题的倾向。科学史研究可以告诉我们，生活在科学革命时代的人是如何想问题、如何认识世界的。以往，我们也许只关注他们认识世界的程度如何。但现在，去想像他们如何思考问题，也变成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

这样的研究有时候让人感到悲哀：在富足的社会里，人们沉醉于自己智识的发达，以至于对古人的关心，都不再是他们是否吃饱了饭，而是津津乐道一种虚无缥缈的认识论和世界观。

另外一个科学史与普通人文合流的结果是，重新抬头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一百年前，萨顿与李约瑟那个时代，将环球不同文明中的科学视为百川归海的视野已经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地方性的尊崇，对同一发现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与脉络的重新梳理（我去年就做了这样一份作业，发现小孔成像在中国古代被记载，多半是因为在寺院中僧舍墙上，偶然看到佛塔的倒影）。

这样一来，原本可以通约的人类科学史，早晚会被重写为不同地域与人群的文化史。每一个博士生精力有限，如果研究重点在西方，反而成为了不去了解其他文明的一种借口。反过来说，研究非西方科学史的博士生，要么选择自我边缘化（一条出路可能是用自己的研究去为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背书），要么选择大量研读西方的著作，化为己用，但不奢望同行能付出同样的时间去熟悉非西方的文化脉络。

今年两所常春藤盟校招收“非西方”科学与医学史助理教授，不约而同地失败了。也许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友好姿态，但真正面对应聘者的时候，却无法拿出勇气接受一位他者作为同事，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

上个月我在未来的同事办公室，谈起科学史讲座系列中的东亚系学生。一位研究美国二战后物理学史的同事很委屈地说：“我不是不想去听，但去听了经常听不懂，也不好意思问问题。有一次我听了一个小时，终于忍不住问Chu Hsi是谁，结果一屋人惊讶地看我，说你怎么能不知道中国的阿奎那。”

我想双方都有问题是肯定的。这次碰壁，也许只会成为这位春风得意的同事回忆里一件有趣的小插曲。但听在耳中，却觉得不是滋味。

六年的时间不长不短，却刚好见证了一代老学者的退场，和学科内部隐隐涌动的、新的暗流。

如果现在有人来问，我会说这个学科在西方会成为显学，但外国人要分有一席之地太难。如果你想学成回到中国，我会提醒你，走在西风与东风中间，请小心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