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ischauer Lectures

最近特别深切地感到，文化史的研究不是已经做得太多，而是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每每有人可以很轻易地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来质问文化史的对象和范畴，却不愿意将具体的文化现象认真纳入视野来讨论以及修正已有的历史观念。

比如这个星期的雷肖尔（Reischauer）讲座，一位宾大的资深建筑史学者用“中国建筑的边界”为主题，探讨朝鲜、日本、辽代及元代的建筑与“中国建筑的封闭传统”的关系。可以想见的是，哪怕穷极大漠，其王朝建筑仍然可以用《营造法式》中的布局朝向、斗栱、殿堂规模来解释。跟随她的讲述重访大同、应县、晋祠等故地，于我固然是极大的享受。但座中同学们似乎很难认可整个讲座系列中探寻“中国”建筑的边界的前提：即这一通过近代建筑史不断确定与重塑的“中国”建筑传统，是否存在？

我明白他们的质疑，也理解目前美国学界对重提“中国”作为混一概念的警惕。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并不能对于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文化概念（所谓“中国”建筑）进行有效的拆解。真正有建设性的讨论，一定需要严肃地对待“文化”的力量，但小心地追踪那些对文化现象（建筑也好，医疗也好）进行分类、指认归属与源流的不同意见在历史过程中如何出现，以求最大程度地还原某个大而化之的概念（比如“中国”建筑或“中国”医学）在不同时期的消长、及其区域性的流变。另外，不管你愿意接受什么尺度上的概念（“中国”建筑、精英建筑、北方建筑……），实证性的研究所获取的丰富细节本身仍然是最有启发性的。由于文化史中绕不开的国族情结而简单地否定其价值，固然爽快，可最后也学不到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