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羅漢的汪相國

上次讀到百齡之子扎拉芬悼念其清文塾師「德先生」的兩首詩，其中提到德先生「素不喜詩」，但最愛誦「汪瑟庵相國絕筆作」。汪瑟庵相國即汪廷珍（1757-1827），江蘇山陽人。其文集題為『實事求是齋遺稿』，分為「經進」、「古文」、「制藝」、「雜著」薄薄四卷，詩又歸於「雜著」。所謂其絕筆作，大概是收於卷尾的「病中口占」七絕四首。抄錄如下：

（一）

結習因緣在眼前

一生憔悴向遺編

（原註：余過淨慈寺數五百應真，三次皆遇执書尊者）

精神用盡窮元海

得失無從證後賢

（原註：余性懶，又因衰暮從公，無暇著書。然遇有以理致、名物、象數，及詩文方技等下問者，必竭所知告之，吏治民情，尤所樂道）

按：「應真」即羅漢。淨慈寺位於西湖南山，即是「南屏晚鐘」的來源。有五百羅漢堂，民間相傳正月初一數羅漢，大致以哪只腳先進門確定順時針或逆時針數，以自己歲數為準，看停在哪尊羅漢面前，憑其神態法像以定吉凶。大概汪先生一生中三次過淨慈寺，每次數羅漢都停在「執書尊者」，以此堅信自己一生與文墨事業結緣。

（二）

漢經宋理總吾師

（原註：二者皆入道之階，互相為用。余生平無所偏主，惟各求其是，疑者闕之）

洙泗淵源未許窺

黽勉半生惟強恕

鑿楹兩字付吾兒

（原註：余家世傳忠厚，而某性褊躁，有愧前人。然平心恕物，不敢不力勉也）

按：洙水與泗水之間，為孔子講學地。汪廷珍於所謂「漢經」與「宋理」之間，試圖持平調和，並不奢望窮究聖賢講學正源，「疑者闕之」。而其視為傳家寶的「強恕」精神，出自《孟子 盡心上》：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這其中對「恕物」的討論很有意思。簡單說，朱子將「恕物」看作求聖賢道的過程中，除卻私心好惡的遮蔽，以求得「天理之公」的必要工夫。在一定意義上，「仁」是自身與萬物同體的理想狀態，而「恕」是凡夫俗子為了達到「仁」所需要作出的努力。

（三）

不羨公侯不學仙

不談性命不參禪

浮名客氣干何事

誤我虛生七十年

（四）

回首茫茫事萬端

君親恩重仰酬難

捫心略有癡愚在

業鏡臺前任剖看

按：最後兩首沒有汪廷珍自己的註解，卻是最明白如話，也許就是這幾句獲得素不喜詩、一生與功名無緣的讀者如德先生等的共鳴。而歷任各省學政、兩值上書房、官至禮部尚書的汪廷珍，為何在桑榆晚景中表露出「不羨公侯」與「誤我虛生」的悲哀？在文集的前四卷裏，所有的表章時文，可都在塑造著一位「實事求是」，為國家掄才大典竭盡心力的翰林形象啊。

其中一篇曉諭江西考生的文字，更是事無巨細，提醒該省會試閱卷時經常出現的幾類錯誤，如避諱皇帝廟號名字、換行抬頭、甚至常見錯別字，包括很多當時已成通用的簡化字，如傑作杰、喪作䘮、獻作献，等等。另外令考官頭痛的，是方言發音導致的「江西平仄往往誤讀」，以及有人為求奇中，竟然用「大小篆及鐘鼎文」謄寫考卷。最後，科舉考的是擬古之作，「悉代古人口氣，不得自作議論」（《實事求是齋遺稿》，卷二，頁九十七。參見《談藝錄》中對戲文作家與八股文的討論）！

阮元與汪廷珍為同年進士，平生交情極其深厚。他為《實事求是齋遺稿》作序，序中提到汪「生平嚴操，履務篤實，不欲以文章名⋯⋯私家撰述，脫稿即散去，不自捃拾」。阮元一生功業著述赫赫，編《十三經註疏》，主持修編史志亦無算，可說是有清一代以文章為志業的儒者翹楚。他亦曾勸博學通經的汪廷珍註疏，被婉言拒絕。一生未敢以文章求名的汪相國，在晚年面對數卷遺編，給自己的解釋也許是「性懶」、「無暇」，內心卻未免抱憾。雖然平生竭盡心力為他人排疑解惑，到頭來片言只字，是否對得起自己與書卷結下的因緣？

出身地域、社會階層、甚至滿漢之分都迥異的德先生與汪相國，在道光初年回首平生，卻能夠分享相似的感慨。在此妄作一些揣測。一是對現世的所屬，「不學仙」、「不參禪」－－通往彼世與超脫的路斷了，無需向來世寄託空虛的希望；二是對自我的「癡愚」採取一種半帶責備，半帶顧惜的態度，我之所以為我，正是因為這點「癡」與「愚」，如若不信，且向業鏡台上剖看。這一生起起伏伏地度過，而「我」便只能是這樣不完美的一個自我了。也許耽於浮名，也許碌碌無為；也許辜負文字事業，也許錯失美好姻緣。每一個人都深深捆縛在「親」（家庭）與「君」（事功）的人事關係裏，如果不與自己妥協，又能如何呢？最多不過將網縛裏的掙扎，歸結於一個夢境吧。

最終不能釋懷的，仍是汪廷珍三到西湖，拜謁淨慈寺，三次在執書羅漢面前停下腳步的故事。我們究竟有多需要世界給我們傳遞某些訊息，那些自己已經渴望被證實的訊息？它們究竟來自世界，還是我們內心？

汪廷珍傳世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