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六千尺高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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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山西，去了晋祠，极喜欢。在日本看了太多素朴无华的神社，甫一见晋祠门口华丽的戏台，真是欢喜极了。雕梁画栋，每一笔色彩都虎虎有生气，每一幅人物或花鸟都灵动鲜活。中国人真是在所有能画的地方都画满了充满好意的图案。

登峰造极的自然是圣母殿的蟠龙柱，那尖利凶煞的爪牙，明显与故宫胖乎乎的蟠龙华表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唯有如此威猛的护法，才能衬托出供养神明的庄严宝相。最有名的殿内造像从门口无法看清，而山门上业已剥落发白的壁画，却看得心驰神往。同样晋祠关帝庙的大殿上，亦画满了关公生平事迹的壁画，落笔极其生动简洁。最爱出没于各场景中的赤兔马。将近千年前的画匠，用什么染料调出如此鲜艳的红色，至今不退？

晋祠内外有很多边角历史可读，比如宋代铜人肚子上的铭文，记载了出资铸造者的情况；铁狮子座背后亦有捐资者名单，包括僧道名号若干。圣母殿侧的碑文，记载了若干晋祠附近的纠纷掌故，比如官民争夺灌溉用水事件，以及哄抢官养鱼藕事件，人物经过都交待明白，可以写一个相当完整的小故事。还在大殿墙上看到剥落的纸糊公文，“训曰：今日是元旦”，大抵是县太爷教谕民众须友爱兄弟孝敬父母。还有一些告示上面写的似乎是药方模样的文字。想像明清时期晋祠大殿周围站满围观群众，听识字的人宣讲告示的样子！

圣母殿旁边的大柏树据说是周朝栽种的，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了，而晋祠香火不断，园林修洁。如此漫长可畏的时间；如此绵延可亲的人世关怀。

后来老杨还带我们去了山西农业大学的校园，前身是孔祥熙创办的铭贤学校。鲜为人知的是校园里还有一个孟家花园，原是清末太谷富户孟家的大宅。山西教案期间，孟家曾支持处决传教士的拳民，庚子之后当然倒楣，人亡与否不确定，家是整个破败了，而孔祥熙的孔家借此发迹，连现在太谷县城里孔祥熙故居也曾是孟家的宅第。如今人尽皆知孔祥熙，却不了解这一段渊源。

生逢乱世，选择每每事关生死，而可供选择的路，又每每似是而非。这几天在家钞欧阳修的《丰乐亭记》，可知对宋人而言，五代十国的乱世已远，不过百年的时间，故老已所在无多。庚子至今又何止百年，更不用说百年之内发生的种种变乱，二十余年歌舞升平的世道，似乎已经足够让人遗忘孟家花园这样的所在了；就连庚子事变的前后始末，都不能秉笔直书，或遮遮掩掩不足为外人道。这样下去，不知如何收场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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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上继续看《极权主义的起源》，读到阿伦特对十九世纪末德雷弗斯事件的评述，着力强调暴民（the mob）与人民（the people）的区别，说暴民是由各阶级中被排斥的边缘分子构成的，因为在代议政治中无法发声，才诉诸群体性的暴力来解决其对主流社会的憎恨。由于暴民亦从社会各阶级中吸收成员，才显得似乎声势浩大，但如果错把暴民和人民划等号，则会变得越来越cynical，对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政治理想失去信任。

必会有人不同意阿伦特的观点。事实上，对于暴民与人民的关系，确实不是可以判然两分的，在不同的政治传统下，更需要谨慎下结论。在这里想说的只是，中国人民实在够苦命，自古以来不是被当作愚民，就是被骂作暴民；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把史上无数暴民的所作所为，都归结到国民性上去。这样的一种自外于国民大众的心态，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的。

阿伦特更指出，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也让法国政治变得越来越功利。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诉求是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当议会政治被各阶级的代言集团控制之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就逐渐失去影响。在德雷弗斯事件中，工人阶级对犹太人受到的歧视与迫害就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即使雅各宾党人精神的继承者克莱孟梭大声疾呼“法律判决的不公正，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就相当于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也只能唤起少数人的同情和协力。可见麻木的看客是处皆有，而且往往政治观念越“进步”的人，冷酷起来才越离谱。这也许可以部分地印证，为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模式，实际上会削弱普世适用的法律和道德准则给人带来的安全感。

即使一般意义上的人民，确可改换暴民的面相，从长远看来，仍然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大多数。民众何辜，为有权者担此恶名。

飞机降落在波士顿的时候，已经是深夜。马上就要见到那些亲爱的人。重新开始过，第四个异国他乡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