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书

最近被迫继续赋闲。眼看开学在即，而课业荒废已久，于心不安之际，倒是耐下性子来慢慢看了一些暑假买的书。

八月中重回博雅堂，一眼就看见魏老师曾经提及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南开大学社会史中心余新忠老师主编。这书里的内容以2006年在南开的某疾病医疗社会史会议论文为主，另邀稿若干而成。所有这些作者都可算是我的同行先辈，因此若说我将来要做的东西和这本书里的大致相近，应该也八九不离十。

近年来，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或把西方式的现代化等同于全人类共同归宿的观念在学术界四面楚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找寻不同于西欧北美的“另类”现代化模式。对医疗史来说，现代公共卫生制度和现代西医传入东亚的过程，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有人注意到，在十九世纪传入中国的西医与今天人们心目中的西医相比，无论是医理还是治疗手段上都存在天壤之别，因此对于晚清人眼里的西医传教士，需根据当时的实际史料重新考量。还有学者仔细研究从清末新政开始的中国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史，看从西欧产生的卫生观念和制度如何改头换面，在东亚落地生根。从医理、药理方面探讨清末民初医家对中西医会通的论著也不在少数。今年出版的这本论文集，其实并算不上太新的点子，不如说是先请若干资深学者对十年以来的研究工作略作总结，再加上年轻学者的一批摹仿与回应之作为多。

在书里读到若干与我之前想过的问题暗合的论述。比如梁其姿开篇即提出向中国前现代的历史中去梳理中国本身的历史脉络，以期寻找东亚“近代性”（或者说现代性）的意义。但梁认为明清时代的制度和医学创新均与中央政府无关，须把目光转向地方史，是我不能完全赞同的。又比如杨念群一直感兴趣的话题，现代医学对个人身体的控制如何转化为实际操作层面上的现代政治，其实可以顺着相似的思路往明清时期去推（“现代”不“现代”可以暂时撇开），再往回看它如何与民国政治体制相衔接。蒋竹山关于清代人参贸易垄断和江南士绅对人参的消费文化的文章是闻名已久的了，不知道上学期认识的韩国博士后姐姐是否还打算继续从朝鲜史的角度来把这个话题写一写。

恼人的是总觉得这个集子里的文章不够好看，除了少数几篇例外，都堆砌史料，味同嚼蜡，几乎看标题就知道他全篇的论点何在了。辛辛苦苦做半天学问，并不是为了说明“十九世纪西医亦有吸收中医观点”或“清末新政为后来北平城公共卫生建设做了不少好事”这样的结论就可以止步了的。最近读的史学好文章，无论是哪国文字，几乎都是研究古代史的。简直要以此作为自己兴趣向古代史转移的借口了。另外中国近代史尤其和书面语言的剧变紧密勾连，从民初开始的史料，半文不白，文章就开始粗恶芜杂起来，比满清地方官的奏折还要难看。49年以后政府文件的官样文章更不要提了。读史料都找不到一点新鲜感和美感的话，可不是大麻烦么。（我觉得我的这个想法很不对头，拿出来大家批判吧⋯⋯）

与这书形成对照的是另一本，费振钟《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医学的修辞及叙事》。费振钟先生何许人之前并没听说过，似乎不是史学科班出身，看作者简介里写过题为《为什么需要狐狸》这样的书，不由得心生好感。翻开一看果然不是学术书，没有脚注（关于footnote的感想改天再写）。可最大的好处是语言生动好看，即便有几分野气，几分掉书袋的呆气，还有若干脱落不通的欧化词语散落在这里那里，都无伤大局。

全书分六章，按时间顺序，从《黄帝内经》说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借用了颇多Charlotte Furth《繁盛之阴》的观点、话题甚至结构（也有一章专论明清江南医学，一章专论宋代儒医，一章专论妇人科），让我一开始颇为疑惑，读下去却每每能翻出新意，不被国外理论所拘束。例如讲宋代医学转型的一章，就从赵光义对技术专家的偏爱讲起，引出《太平圣惠方》的成书内幕，继而接上北宋士人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风气，以及苏轼结交医人、给自己和别人乱开方子的逸事，再讲到新儒学让知识分子都去格物致知，会念书的人就能学治病，最后才归结到朱丹溪这样大器晚成的儒医。虽然回头想想，整个叙事中存在不少引证和论理上的漏洞可以攻击，但史实大体准确，故事讲得也聪明，读起来不知道比枯燥的论文好看多少倍。说起来这本书也同样有虎头蛇尾之嫌。讲到作者熟悉的明清士人，就有点收笔不住，这个人也想写，那件事也不能不提，结果一章分成支离破碎的七个单篇，未免可惜。

归结起来，还是不能不时刻警醒自己，写史终究是写故事，而且是写给人看的故事。想好的意思一旦落笔，就要能见得人，就得负责任。古人言治大国如烹小鲜，今人治学文章，何尝不该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