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讲座

清代江南的地权、租佃与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若干启示
（Land Rights, Tenanc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Qing Dynasty Jiangnan: Some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问题：
为何盛清江南与同时代英格兰的农业生产力与生活水准相近（这仍是《Great Divergence》里提出的命题），但平均雇佣工资(average wage)却远低于后者？有学者以此质疑彭对盛清江南经济的褒扬，彭则在后续的研究中试图从社会制度层面来寻找解释，而入手处则在于占江南农村劳动人口大多数的佃农群体。

1. 江南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在明清之际有一大转变，即地主士绅逐渐移居城市，脱离土地，变成absentee ownership。这一转变，彭强调的是晚明佃农抗租斗争促使地主离乡，并提到Thomas Rawski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被城市更好的生活与商机所吸引。但落实到江南圩田水利的微观格局上，原先负责兴修水利的乡绅，只关心自己占据的高地势、易排水良田，不管低洼地带的灌溉；随着乡绅的城市化，灌溉则逐渐成为留在土地上的佃农群体共同承担的任务。

2. 在这种情形下，江南稻田的灌溉反而逐渐相对公平化了。因为每一个耕作的佃农家庭都同时是完好运行的水利系统的受益人，并直接投入对它的维护和整修；不负责任的成员将被共享灌溉系统的邻居排斥。另一个结果是不在乡的地主愈来愈难随意更换佃农。如果该佃户对土地及灌溉设施的投入得到乡里的支持，即使官府依据契约判决某户佃农离开，实际上也很难执行。 “一田两主”局面里，拥有田表耕作权的佃农对土地的“主人意识”实际上根源于此。

3. 在地租基本不变、租佃关系有保证的情形下，佃农有动力加大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因为产量的增长意味着佃农纯收入的增长。一个富裕、稳定的佃农阶层占据了农村社会的主流，导致无地、无固定职业的雇佣劳动力阶层被排挤到社会底层。然而这些人在盛清江南并没有大量涌入城市被雇佣－－因为城里的雇主在能够在乡间获取廉价劳力的前提下，没有动机出高价雇佣城市无产者（Cynthia Brokaw对四川岳池县刻字工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彭慕兰认为，对于这些年轻、没有婚姻前景的无产者，其实移民垦边是一条更好的出路。

4. 由于wage labor阶层在盛清江南社会是被排挤的少数，因此仅凭他们的平均收入远远低于同时期英格兰雇佣劳工的工资这一点，并不能得出江南社会总体经济发展和一般民人生活水平也远远低于英格兰的结论（也因此不构成对《Great Divergence》结论的严重挑战）。

5. 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何十八世纪江南在拥有可以养活更多城市人口的生产力的前提下，没有出现都市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事实上，当全国人口从1750－1850年几乎翻了一番的时候，根据现有研究结果，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少得可怜，即使最乐观的估计（来自薛涌？）也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6. 继续比较十八世纪的江南与英格兰。两种迥异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其盛期都达到了相近的农业生产力，但其形成原因及对后续发展的影响却有深远的差异。一个是要让耕作者留在土地上，精耕细作，发挥自然资源在当时技术条件允许限度下的最大潜能，并尽可能减少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光棍流浪汉）；另一个则从土地拥有者的利益出发，将失去土地的农民驱赶入城市，形成庞大的雇佣无产者群体，从事工商业生产。彭最后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强调说没有对任何社会都最好的制度，而要从每个社会在某个时期的需要来考察制度的合理性与执行情况。

7. 盛清中国并非因为过于完美而陷于停滞，惟有外来扰动才可将其带回到历史时间中。相反，它从未完美，在较好地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产生新的问题，然后不可避免地变得过时、腐朽、运转不灵。没有人能在1760年的世界预知未来；但我们不妨多想一想那个世界是如何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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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说话很慢，但条理极清晰。可以看出他自己一直在积极地思考，不惮于用零散的数据拼成最宏大的历史图景，并且随时愿意采纳新的证据修正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非常可敬的。

他多次强调清代江南向内地输入盈余，而未提到沿海地区对内地亦存在严重的物产依赖。这是我觉得略微不足的一面，也是以后自己研究希望着手的方向。

另外，作为一个前理科生，今天终于在北大历史系听了一次讲座。听说将来要搬出静园小院了，以后怕也就不容易再见窗棂日影。上个月也到过台大历史系seminar room了，同样有了年月的房子，自有一种气度在。

今天雨后凉爽清朗，西山都在襟抱中。校园里走走，夕阳西下，想起来的都是以往的好时光。

但愿还有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