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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时候随便投了一篇摘要到某会议，没想到将近三个月之后被告知接收了。这下子反而成了个难题；本来已经不打算继续花心思在这篇东西上，现在十一月初就要去讲，完全没有把握。教训是以后不能乱投自己没有太多把握能够做透的题目。

（不过，还是挺想要十一月初去蒙特利尔的。。）

事实上，心里完全没有把握将来是否能把任何一个题目做到某个地步。重新看去年夏天回国前的想法，这一年以来取得的一点点艰难进境竟然与那时的一些苗头若合符节。

“该如何选一个在东亚背景下可操作的题目来做？”


——现在的问题反了过来，即如何把一个在中国史背景下有意义的题目做到让科学史／医学史专业内的人士也觉得有趣。
——因为对中国史有commitment，所以不能接受随便移植一个题目过来，得出“其实中国也有⋯⋯”(me too)或者与此相反的极端结论。
——资格考里修过了明清史和近代史两个field，其实自己很心虚，知道要补的功课太多了。越是这样，就越明白开题不应该着急，要等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生发出问题来。

“可如果兴趣继续往中国古代制度史社会史的路子上走⋯⋯”


——exactly what had happened thus far.
——一个有点抽象的信念在支撑着自己，即：尽可能地去熟悉自己想要重构的那个历史时空，总是不会白费力气的。而这个时代离当下不能太近，否则一切看来理所当然，很难产生出了解的兴趣。
——因此我总觉得那些与现实非常贴近的问题，比如中西医之争，或者今日美国社会医保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衍变之类的话题，对我来说不太像一个有趣的史学题目。它们是当下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困惑，选择任何一种立场都会带来相应的政治风险。好的时评家可以把自己的立场写得很漂亮，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能够反映民意，但我想不出历史可以在这样的争论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改变一部中国科技史从四大发明数起然后直接跳到传教士入华的乏味格局⋯⋯”

——继续坚定地试探这样的可能。跳出科技史上“接受－反馈”的问题模式，不等于否定所有这类问题的有效性。但总可以有另一种提问题的角度，绕到十九世纪的背后，从十八世纪顺藤摸瓜，去找寻剧变背后的内在逻辑。
——目前抓到一些线索的问题包括：文职官员病假问题、地方税收钱粮尾数问题、对日本药材贸易问题，等等。
——因此我想建一个分支blog，专门做读书札记用。名字就叫“旧政权”好啦。

还是那句话，这一切谈何容易。资格考结束将近两个月了，功课也荒废了一个多月，心里只有越来越不安。今天把想到的一点东西记下来，算是克服恐慌的起始。如果不患得患失，不贪图安逸，每天安安分分地做一点点，积以时日，至少对自己可以有个交待。

七月之初，记于潮热的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