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史筆記之米什萊：為法蘭西招魂

（按：文中所有引文的翻譯，都是我自己胡來的，請批評，勿轉引。）

自然及其法則潛藏在暗夜裡。

上帝說：讓牛頓出生！

於是一切都被光照亮。

－－亞歷山大·蒲柏

歷史哲學已經有了它自己的哥白尼和開普勒；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牛頓。

－－儒勒·米什萊

1798年，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出生在巴黎的一家窮苦的印刷店鋪。其時，誰也無法預料九年前肇始的革命風暴將何去何從；印刷店的生意靠印製政治傳單維繫，時而有被迫關門的危險。小儒勒六歲那年，波拿巴當上了法蘭西皇帝；此後戰火蔓延整個歐洲，他的青年時代充滿了飢餓、寒冷和貧窮的回憶。1821年，米什萊23歲，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查理曼學院，當上了大學歷史教師；同年五月，波拿巴死於流放之地。出生於大革命的風口浪尖，成人於第一帝國的戰爭歲月，初露崢嶸於波旁王朝暗流洶湧的復辟政權，米什萊及其同輩被後人稱為"1820年的一代"。這一代學者處在一個獨特的歷史時刻，他們將重新書寫大革命、法國史以及歐洲史；在他們的一生中，還將經歷1830年、1848年革命以及難以歷數的矛盾衝突。出生於1790年的詩人拉馬丁在他六十歲的時候回憶說：“我這一輩子，已經歷過十個教派、十個不同的政府的管轄，見證了十場革命。”在這樣的亂世書寫歷史的人，注定無法忽略當下。

天上七星，人間七子。被古代中國人稱為昴宿的七顆亮星，在希臘神話中她們本來是巨人阿特拉斯和海洋女神普勒俄涅的七個美麗的女兒，迫於獵戶奧瑞恩的追逐，被宙斯變成金牛座的七顆星星，合稱為the Pléiade。一部法國文學史裡，能夠找到若干個年代，把七個著名的詩人合稱為the Pléiade；與此類似的，米什萊和其餘六位同輩學者－－Guizot (b.1787), Thierry (b. 1795), Mignet (b. 1796), Barante (b. 1782), Villemain (b.1790), Quinet (b. 1803)－－也被合稱為法國史學史上的“七子”。由此看來，建安七子、竹林七賢，翻譯成某某Pléiade大約並無不可。

米什萊的理想卻遠遠超出一代人的功成名就。他嚮往一種超越傳統的新史學，Vico與Herder的歷史哲學讓他著迷。這樣的新史學，應該與人類知識的其它卓越分支合而為一，特別是牛頓所開創的自然哲學。如果Vico和Herder可以與哥白尼和開普勒相比，十九世紀初的歷史哲學必將出現牛頓式的大師。 1825年他對學生說：“科學是統一的：語言、文學和歷史、數學和哲學，看上去相距甚遠的知識實則緊密相連。”在這裡，“科學”這個詞不應該被解讀為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然科學，而更近似於Science這個詞的本源——"Scientia"，一切知識的總體，"scire"，"to know"。於是他治羅馬史，試圖繼續並超越德國史學大師Barthold Niebuhr的成就。然而更加令人血脈賁張的使命，此時還尚未到來。

1830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波旁王朝在短短三天內再次傾覆。德拉克洛瓦將為它創作那幅著名的《自由領導人民》，而衰老的夏布多里昂哀嘆道，“我還在寫作古代史，而現代史已經來敲我的門⋯⋯在絕望中我喊道，‘我來迎接你了！’它却和我擦肩而過，并帶走了三代君王。”這個夏天成為了米什萊一生中永遠的七月：四十年後，他仍然堅信： “從那個年底以来，我才真正開始生活；也就是說，開始寫作。”他的朋友Guizot, Thierry, Mignot紛紛得到內閣的任命，以學者身份參政；風華正茂的米什萊也在國家檔案局謀得要職。就是在這一年，他開始寫作《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一部將要花費三十年去完成的煌煌巨著。

由國家主導的歷史檔案管理，肇始於大革命風暴中心：革命的發起者們非常清楚，自己的每一道命令和收到的每一份報告都將被記入歷史，因此原始記錄應該被妥善保存下來。這些檔案在隨後的政治鬥爭中變得格外敏感：雅各賓黨人曾下令把檔案全部焚毀，一位名叫加繆的書記員冒著生命危險保住了它們；拿破崙上台之後，又把所有檔案全部充公遷址，帝國擴張所到之處，新的檔案不斷被生產出來、複製、匯總到巴黎的檔案大庫，而管理卻乏善可陳。據說直到1840年，人們才發現這些檔案已經堆積到天花板，很多經過蟲蛀雨蝕，字跡已無法辨認。一個工作人員驚嘆道，“我聞到了1795年的空氣。”

幽冷陰暗的檔案庫，在十九世紀成為歷史學者們趨之若鶩的溫柔鄉。米什萊在《法國史》的寫作中，非常藉重第一手的檔案資料。然而與他的德國同行、甚或是法國同事們相比，米什萊有自己獨特的治史觀：Thierry善於描述，Guizot善於分析，蘭克在德國文字學傳統的影響下，開創了反复錘煉和比較史料、力求客觀公正的新史學；閱讀米什萊則是一種全然不同的體驗。他的文字力圖把讀者帶回到活生生的過去，讓死者重生，為故國招魂。他深沉的愛和恨，都滲透在每一句敘述裡，他想像中的讀者不僅限於內行的小圈子，而更像是在對全巴黎、全法國、全世界佈道，一面探尋法蘭西民族久遠深微的過去，一面為這偉大民族更加關係重大的未來張本。他所要召喚的靈魂，並非那些帝王將相，而是以往史學中往往被忽略的普通人。在日記裡，他親切地提及“死人先生們”，從墳墓一般的檔案堆中發掘出鮮活的人生，並像對待活人一樣去理解和愛。他從生活在中世紀的法國民眾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並愈發強烈地感到與自己所書寫的歷史血脈相連。 1841年他對學生們這樣說：“我的生活和我的科學，從來都是一回事。”

歷史，對米什萊而言，無非是自由和正義的力量不斷與反動黑暗勢力抗爭的過程；而耶穌會士所代表的保守宗教組織，則是他在現實生活中所認定的惡勢力，與民眾嚮往自由的渴望格格不入。 1848年革命前夕，他在大學的授課因為煽動性過強而被迫中止；在此期間，他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法蘭西革命史》(Historical 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大革命對當時的法國而言，是橫亙在不遠的過去、無法擺脫又不甚了然的回憶；而他所要承擔的使命，便是指給民眾看：這是我們共同的傳統，以及她所有的光榮與傷痛；沒有大革命，就沒有今日的法蘭西。時至二十一世紀，這樣的文字讀來依舊灼燙：

“（1789年7月）十三日，巴黎只想著如何防禦。十四日，她開始攻擊了。
“疑慮一直逗留到十三日夜裡，但當第二天的黎明降臨時，全部煙消雲散。前夜的氣氛是暴烈的，被無法控制的狂熱攪動著。而清晨，一切都沉寂而安靜——令人難耐的鎮定。
“當日光降臨，一個念頭照亮了全巴黎，所有人都被同一束希望的光芒籠罩。每個人的心頭都閃過同樣的想法，同一個聲音震顫著每一顆心：‘走吧！我們要攻下巴士底！’這完全不可能、沒道理、荒謬之極。而所有人都相信了它。他们真的做到了。”

——《法蘭西革命史》Book I, Chapter VII

對米什萊而言，歷史寫作的最高理想從來不是純粹的客觀性。恰恰相反，只有在個人化的歷史寫作中，才能夠達到伸張道義、為代表自由的力量招魂的更高目的。好的歷史學家不僅闡釋過去，並且承擔當下、預言將來。 1848年革命之後，拿破崙三世登基，極其失望的米什萊拒絕為第三帝國效忠，被剝奪了進入檔案庫的資格。因此，《法國史》的最後三卷，是在缺乏檔案來源的情形下最終完稿的。晚年的米什萊把目光轉向自然界和自然散文寫作，信仰亦趨近於泛神論。 “我把一生都放在這部書裡了，”他在1867年《法國史》最後一卷的序言裡這樣說，“我什麼都不後悔。”（"Je ne regrette rien."）

1874年，米什萊去世，葬於巴黎拉雪茲神甫公墓。此時德國人Leopold von Ranke的聲譽，在德國和歐洲達到頂峰，想成為歷史學家的年輕人從美國不遠萬里到柏林朝聖。在十九世紀餘下的二十年裡，西方的主流史學將沿著米什萊所推崇的科學化進程，蛻變成我們今天更為熟悉的模樣。

（米什萊著作的中文譯本似乎少得可憐，至少在豆瓣上，我只找到他晚年風花雪月的自然散文集。雖然就學術成就而言，丹皮爾的法國革命史或許更耐批評，但對中文讀者來說仍然很可惜；不讀米什萊，很難透徹理解十九世紀歐洲史學傳統、尤其是法國史學史的重要轉折。退一萬步講，他的文筆實在很漂亮。。羅蘭巴特的米什萊傳出版於1954年，藉著作者的名聲，去年一月出了中譯本。然而那是史學之外的另一路解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