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沙龙

Mario Biagioli. 名不虚传。

理清了一些学科的脉络：

History & Philosophy of Science(HPS): 美国，战后，以观念史为主。

Sociology of Science (Mertonian): 美国，战后，研究科学的社会范式，以及科学革命在何种社会条件下发生。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肇始于欧洲，主要分布在理工学院(Polytechnic)，注重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政策制定，注重当代，注重科学研究的实践——与偏重观念的HPS形成对照。今天MIT的STS program是这类交叉学科的后裔。（清华可以走这个路线⋯⋯）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 欧洲，或更具体的说，英国——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打入到科学研究的现场去，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直接了当发现自然奥秘的过程，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研究者如何使用社会资源，以及各种文化政治因素的介入。如果此上三者对于科学知识本身不加批判地接受的话， SSK在80年代则挑起了质疑科学的无上权威地位的浪潮。SSK的祖宗Harry Collins毕竟是个传统的社会学家，强调社会事物归社会学家管，自然事物归科学家管。我们研究的是这帮科学家组成的群体的社会学，所以不要把自然事物扯进来。另外，我们研究的目的决定了我们必须遵循对称性的原则，即应该把现在认为是正确的和谬误的科学发现同等对待。不能后知后觉认定伽利略与他的地心说对手们有本质上的优劣之分，而应该关注他们之间如何沟通、争论、互相说服的过程，从中总结出产生新科学知识的一般规律。

...Bruno Latour。由Laboratory Life成名，首先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研究的过程。往往被归到SSK阵营，其实不够精确。因为Latour从根本上反对“自然－社会”的二分法。所有的事物都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马哲课上讲过么。。），都是hybrid，我们没有必要装模作样地区分它们，而应该就事论事。如果我们谈论巴斯德，必然要谈到炭疽杆菌。此杆菌是自然存在的，然而它在某人类社会中以某种特定的历史形态被认知，所以要弄清楚法国是如何被“巴斯德化”的，就必须把科学家、政客、商人、农民、炭疽杆菌、牛群⋯⋯都考虑进去，组成一个网络来分析。

目前我在学的东西：美国的科学史，至少我所在的这个program，还是很历史学的，也就是说这儿的人们不太关心举一反三的社会学模型，也不太跟进Latour离经叛道的理论创新，而是踏踏实实拿史料讲故事。然而以上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交叉学科分支，给科学史研究提供了很多二三十年前不会想到的问题，注入新鲜血液。三十年前，多少人会想到返回头看看十七世纪所谓的科学革命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多少人会像S老师一样认真地追溯玻意耳和他的空气真空泵实验，并找到这一研究与当时英国绅士阶层行为模式以及霍布斯所讨论的政治哲学问题的联系？

并不是说用这样的方法去研究了科学，科学就变得不那么可信和伟大了。相反，这样的好的研究，能够提醒今天的读者去反思，我们认识世界的知识基础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场景下逐步形成的。SSK的先锋人物们所最希望去除的，应当就是科学这令人望而生畏的盲信的光环吧。

反思近代东亚的历史，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都需要站开来自报家门，我们也需好好反省，这两位先生都教我们做过什么。前一位似乎谁都有资格来说上几句，后一位一出场，就沉默了好些。然而这实在是太不必要的谦卑了。

⋯⋯我又晚睡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