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料杂览_1

在开学之前，陆陆续续开始读一些一手的史料。于是在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翻看了清史稿、明史、东华录、清稗类抄之类的原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并由此出发看了一些明清史著述，主要是谢国桢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代流人开发东北史》、《顾亭林学谱》。总的说来，似乎窥到了一些古代史研究的门径，并打消了不少生疏感。原来古文的史料再难懂，也总有办法慢慢地解读它，且读自己先人的著述，有一种庄重而亲切的感觉；原来古代史做出真趣味了，如谢先生这般，你把自己的生命去和当时的一群人那样融合起来，体察他们的起落沉浮，能够问出这么多有趣的问题，并且真的能从史料笔记里找到靠谱的答案。

另外，感到所谓古代中国，离我们并不是那样远。东林党与复社的努力，是汉族知识分子自发结党社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重要先例，他们曾犯过的错误，如鱼龙混杂、水至清则无鱼的偏执、文人相轻等弊病，如今仍时时有人在重蹈覆辙。但追索晚明政治颓唐的根由，似乎并不在于党争本身，而在于导致这党争的残酷与惨烈的君主对人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如果一派只要掌握皇帝的支持（无论这皇帝是老而糊涂的万历还是年轻而多疑的崇祯）就可以将反对派置于死地，那么势必导致要么朝野噤声要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永无宁日的局面。对比美国建国初年，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的党争，其用辞狠刻，未必在国人之下，只不过在华盛顿已然晏驾的共和体制下，没有一方能够将另一方赶尽杀绝，反而形成了相持不下，此消彼长的健康局面。话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在想，其实今日明日的中国要向何处去、知识阶层今后应如何自处这样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可以向过去借鉴的教训。就连八十年代知青的伤痕文学，都可以看到清代徙居东北的流民笔下曾流露过的sentiment。一过性的偶然事件，我们或许可以比较容易释怀；把一些看似独立或偶然的事件联系起来之后，则可能呈现出惊人的重复性。

明亡了，有人笙歌依旧，有人落发出家，有人奔走营谋。其貌不扬的中年文人顾绛，在料理完绝食而死的继母后事之后，改名顾炎武，离开了生养他的江南，从此流连大河以北，屯田放牧，终老于陕西，据说还与人一起发掘了闯王宝藏开办了后来赫赫威名的山西票号。今天闲谈中说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来是他的著名quote。那么同时讨论到的精英主义倾向的问题，放在顾氏的context下面来看，听起来反而像已经被边缘化了的文化精英反清复明壮志难酬的慨叹。顾炎武不是冒襄一干翩翩公子那么精英主义的人物，他的生命更加务实而强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果我们不自己困于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二分法里面的话，顾氏这样的人物的存在本身即有相当的意义。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本更加强悍的小册子，几百年后读来仍然惊心动魄。忽然想到原来很轻蔑的学者动不动就景仰所谓夏商周“三代”的遗风，说是食古不化，其实未必不可以看作是郡县制中国积重难返之后，对封建制的一种不无道理的怀旧吧。今日西方学者看重feudal和imperial的分野，于此颇有会心。比如黄氏所说，郡县制让君主家天下，扩大了君臣尊卑之别；所谓的士，也从可以周游列国的自由人，变成了三跪九叩，可以为一姓的天下文死谏武死战的愚臣，都一点没错。他又特别提到明朝经济的问题在于用金银流通，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且不利于税收，国家最后困于军队无处筹饷。这个观点，又与Gundre-Frank以及Pomerantz的白银流通理论相合。当美洲出产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换回各种商品的时候，白银是中国唯一需要进口的商品。如果明清仍沿用铜钱或纸币的话，又会如何？今人古人，新瓶旧酒，真的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