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零碎笔记_5
- 赵匡胤黄袍加身,是五代国擅于将,将擅于兵局面的最后演出。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不再管本地军事,而由朝廷文臣出守。宋代州县守令,都由中央任命,且带中央政府官衔。宋以前,宰相见皇帝,皆有坐而论道之例。至宋初,改为立谈,则尊卑之分日深。
- 为何定都在没遮没挡的开封: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因此冗兵列于京畿,而天下民力殚矣。北方战事偶一紧张,则发生根本动摇。对外不振,对内闹穷,冗兵之外,尚有冗吏。宋室家训:一为收复北方失地。既不能收复,因此兵事不可息。二为避免军人弄权,故必须优待士大夫,以文臣压制武臣,扩大科举规模,优待进士,增添官俸,荫及子孙。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财政竭蹶,理无幸免。加上北方的辽,西方的夏,内外交攻,一个好端端的统一政府,竟如患了绝症。
- 宋改唐制,中央集权过甚。全部官吏名义上都为中央服务,不使地方有余财,无可发展;又废三省制,设政事堂,枢密院,谏官脱离宰相而独立,与宰相处处作对,相权越发低落。
- 治平日久,始有一种自觉自救的精神,从士大夫中生发出来,由范仲淹等人首倡,复古文而尊三代。他们看不起唐人重事功的作风,而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尊王与明道,成为学术之两骨干。变法运动遂风起云涌。第一次范仲淹庆历变法,第二次王安石熙宁变法。第一次因仁宗较温和而废,第二次因神宗之独断而先行后废。
- 中国士阶层之四期:春秋战国:四民社会以士阶层为领导基础得以奠定,促成统一局面;两汉:农村儒学,文治政府的传统;魏晋隋唐:士族门第成为士的新贵族;宋元明清:门第衰落后士阶层的新觉醒,白衣科举,进而出仕,退而为师。
- 王安石变法的问题。还需要看更详细的monograph。钱穆认为,与范仲淹相比,王更重国家富强而轻吏治,先立法度,而不问执法之人品如何,因此被后代指为近于申韩,结果因为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另外,新法注重开源敛财而不重节流,又增出很多冗官,如司马光批评曰,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偏于急刻,疏于人事协调,因此新法之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并不能抹煞其背后高远的政治理想。王注新经义,遥应后世朱熹之学。
- 宋人南北之分,宋初南人不为相,后来鼓动改革的,大部分是南方人。宋史奸臣传中,几乎都是南方人。元祐诸君子中,则大多是北方人(洛、蜀、朔三派)。洛派:程颢等人,本来赞成王安石及新法,但因为王的偏执而与之决裂。朔派:多为司马光弟子,主张逐步改良。蜀派:以苏氏兄弟为代表,交通黄老纵横,多机变,不那么严肃。因此夹在两派中间,一直被排挤。钱穆认为,先秦诸子,都不掌握实际政权,因此在学术上可以各自发展自己博大的学说;北宋诸儒,不幸全在朝廷,学术意见不能好好发展,而在实际政治上冲突,为小人所乘,国运亦就此中断。
- 宋儒喜欢指持异见者为奸邪,而排除异己。过于重视道德,官场重小节,忽大略。但求无过,不求有功。贫弱的宋代,卒于在政潮的屡次震撼中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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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mments:
贫弱的宋代,卒于在政潮的屡次震撼中覆灭。
有宋一代,弱则弱矣,贫则似乎未必吧?
嗯,我也有疑问,看过的经济史的书都极力称赞宋代的富庶……钱穆没有多说这些事。中央每年能收上来那么多的税,说明经济还是很发达的。不过,如果中央把地方的盈余都搜刮上来的话,地方上的情况也可能并不那么好。
我觉得刚好相反。中央收的税多,恰恰说明民间活络,否则涸泽而渔,坚持不了那么久。我听过一个说法:唐代是国富民穷,宋代是民富国穷。
不过这个问题应该很复杂,不是这么简单的两句话能概括的。
钱穆说的地方政府没有余钱,地方长官无心建设的事,确实和民富与否(household income?)没有直接的关系。
木遥的话刚才让我想起在北大上城市史的时候,老师讲到唐代的城市分割成里坊结构,城墙之外,还有坊墙,定时宵禁,而商贸以每天定期集市的形式进行。北宋一大转变是取消了宵禁里坊,民居可以朝街开门,也就可以自己开小店铺,昼夜不息地进行买卖。此举势必对民间商贸的活跃有好的作用,再对比蒙古统治下汉人不许夜行,不许集会买卖,商贸转而操纵在了色目人手里。
然后就又想到前天课上,说英国在十六十七世纪工业革命前即成为A nation of shopkeepers,买卖海外货品如茶,烟,糖。如果把当时的伦敦和十一世纪的开封比较一下,想象中应该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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